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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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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 《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刘基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①。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①。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②“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③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① 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 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 吴晗:《朱元璋传》。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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