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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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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②,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② 《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②。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①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②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③。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①。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②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③ 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① 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 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①。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①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① 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②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③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①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①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② 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1984 年。①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① 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③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①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②,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④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⑤《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①。③ 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⑤ 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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