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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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②，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① 《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②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③ 《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④ 谈迁：《国榷》卷六七。
⑤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⑥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①。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②。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①。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① 《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②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②。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③，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②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③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