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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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②。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② 谈迁：《国榷》卷六五。
①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② 《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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