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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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草书更是以桀骜之气，将自己狂傲不驯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气质，一一宣泄倾倒出来，如狂花扑水，破云堆岭，线条粗犷强劲，“苍劲中姿媚跃出”①，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有“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之誉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积极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战斗中去，他淡忘了个人的不幸，神情振奋，冒死来到前线，先后参加了柯亭战役、皋埠战役、龛山战役，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并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龛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徐渭应内兄潘涛之邀，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冬离浙游闽。他溯富春江，由兰溪入闽。沿途翠峰逐岸，美不胜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绝。他游览了武夷山，并在福建顺昌潘涛驿丞署内潜心研究南戏剧本，探求南戏的源流，分析各种地方戏声腔的发展历史。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②　《徐文长佚草》卷五《司马氏嫂传》，《徐渭集》第1139　页。
　　①　《徐文长三集》卷十七《论中三》，《徐渭集》第489—490　页。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②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目者”③。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回到山阴后，徐渭还致力于戏曲的创作，他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写成了杂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作品。这些剧本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长短不一，生旦合唱，随意抒写，强调自然，而且宣扬人的情欲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歌颂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豪达意气。
　　徐渭的《四声猿》，高华爽俊，洋溢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①于此可见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为胡宗宪起草过疏牍奏章，并且代笔歌颂严嵩，还参预胡宗宪的剿倭计划。他对胡宗宪傍依严嵩非常不满，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离开了书斋，进入了衙署。以后，他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设计，协助胡宗宪平倭。徐渭身在军营，而疏狂之习无改，经常与少年结帮豪饮，大醉啸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当时虽然“督府势严重，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而渭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①。由于徐渭长于作战计谋，又善写诗文颂词，胡宗宪对他优容有加，不仅赠银让他购得房产，不必寄人篱下，而且还帮他续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张氏为继室。
　　不过自由放任的徐渭总不习惯于拘谨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乘胡宗宪因严嵩案受牵累、总督府解散之机，回到了绍兴。次年，又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辞去文书之职南归。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放出风声，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于是徐渭又千里迢迢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这桩纠纷。
　　孰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宗宪在政敌的构陷下，入狱而死。徐渭闻讯，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代笔歌颂严嵩而忧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复九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一次狂病发作中产生幻觉，以为继妻张氏与僧人通奸，竟将张氏杀死。遂锒铛入狱，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营救下，徐渭总算没有以命抵罪，但他于万历元年（1573）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他无以为生，乃以出卖字画诗文■口。怀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无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③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①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39　页。
　　以酒浇愁。他有时彻夜狂饮，以泄忧愤，诗文不肯傍依他人，横冲直撞，呼啸而起，对封建的理念、传统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豪迈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尤为反感，认为拟古不过如鸟学人语，即使学得再好，也不过是鸟语，毫无真实的价值。他主张诗歌应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发，故而将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无门之愤，以及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可惊可愕之状，皆寓诸诗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破土，似寡妇之夜泣，若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则平畴千里，倾泻无阻；偶尔幽峭，则鬼语秋坟，凄惨悲凉。徐渭的书画，也更加泼辣豪放，荡人心魄。他善于画葡萄，老藤欹斜低垂，葡萄晶莹如珠，以表现“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愤慨。①他的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显露了强烈的个性，对后世反传统束缚的画风形成，颇具影响，以致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郑燮，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穷愁老病殁万历三年（1575），徐渭应张元忭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志》。以后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万历五年（1577），他又应巡抚吴总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之谋，并借以开拓襟怀，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写下大量诗文，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边词》、《胡市》等，活泼流利，而富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徐渭因旧病复发，返回山阴，定居“青藤书屋”。晚年他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①。他有时携钱与下隶佣者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穷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一生，才艺纵横，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力图追求个性解放，而又难以摆脱自身的传统意识，八赴科试，败北以终，惟从诗文书画创作中寻求个人尊严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诗文大多收入《徐渭集》。杂剧尚有《歌代啸》，传世书画作品有《牡丹蕉石图》、《墨葡萄图》、《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①　据徐渭：《墨葡萄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①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　页。
　　第四十一章归有光袁宏道钟惺第一节归有光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①，“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②。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③。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①。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②。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①　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　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②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　页。②　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　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①。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②，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③。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①，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②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③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①　《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　页。
　　②　《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　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　页。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　页。
　　②　《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　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9　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④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①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②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③，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④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⑤。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⑥，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