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 2010年第3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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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越发听不懂了；又问；地主……也下田干活儿？
吴代表摇摇头；嘁的一声说；他当然得干咧；不仅干还要带头多干呢；他家的活计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下力气干；咱贫下中农哪个还肯给他出力？
胡天想了一下；好像恍然大悟；哦哦了两声说对；他们地主整天吃鸡鸭鱼肉；干活儿自然有气力；咱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再干那样重的牛马活儿当然就干不动了。
吴代表的嘴里又是嘁的一声。
吴代表说；猪狗食？他吃啥咱吃啥！差一点都不行呢！如果在今天你请个帮工来；给人家吃差了人家能答应么？接着吴代表又很自豪地说；要不说呢；如今村里人都说咱在生产队里干活实在；从不偷奸耍滑；这也是咱的光荣传统呢；不光现在；从过去那年月咱就是这样干的；当初就连那些地主老财都夸咱吴有富是好人性呢！吴代表说到这里；为自己卷起一支旱烟；一边抽着一边又谆谆地告诉我们；如今城市与农村不同；让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农村锻炼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甜窝里生；蜜罐里长；怎么能知道旧社会的苦日子；来农村亲眼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才要接受再教育；所以在广阔天地才能炼出红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吴代表的这番话语的确具有很严谨的逻辑性；但推导的过程却未免有些奇异；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正确得颠扑不破；却也有种出人意料的意味。直到很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吴代表的形象已有些模糊；他的这个逻辑却仍还记得很清楚。
吴代表自从为我们上过这一堂课；就真的担负起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责任。他每天早晨或晚上都要来我们集体户里转一转；有时候遇到我们正在政治学习；还要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写字；如何看书；甚至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问题。他很谦虚地对我们说；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当年土改时在扫盲班里学会的写字；因此教育我们就有一定难度。不过没关系；他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有学问。
吴代表的儿子我们都已认识；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大家都叫他吴老师。
吴老师是一个黝黑消瘦有些忧郁的年轻人。他晚上没事时；偶尔也来我们集体户坐一坐；对我们说一些让他苦恼的事情。他说自己没上过几天学；虽然根红苗正；出身贫农血统；但教小学总感到有些吃力。他说；他很愿意和我们说话；聊着天就能懂很多事情。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最让吴老师苦恼的还是恋爱问题。我们刚进村时；据说吴老师正爱着村里的一个女孩。当时这女孩就在生产队里；我们都见过；长得的确很漂亮；皮肤很白；一笑两眼就微微地眯起来；看上去不像是农村的女孩子。吴老师是一个很羞涩的人；他爱这个女孩又不知该如何表达；于是每天傍晚从学校下班以后；就去为这个女孩家里背柴禾；渐渐地竟背了很大一垛柴禾。但这件事很快就被他父亲吴代表知道了。吴代表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女孩家里的成份很高；是地主；吴代表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自己的儿子每天再去为地主的家里背柴禾是一件让人无法容忍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于是一天晚上；吴代表就和儿子吴老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然；主要是吴代表一直在大声训斥；吴老师则始终沉默不语。后来当吴代表说道；他为儿子找媳妇一定要找一个出身也是“红五类”家庭的闺女；吴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结婚只是生活的事情；应该跟政治没关系。吴代表听了儿子的话更加生起气来；说政治；你懂什么叫政治？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只能找贫下中农家的闺女；这就叫政治！找了中农家的闺女都不叫政治！
吴老师最终也没能跟这个出身地主的女孩走到一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吴老师对这女孩一往情深；但这个女孩却并不爱吴老师。于是没过多久；这女孩就嫁到外村去了。据说婆家的成份果然也是地主。
这件事以后；吴老师大病了一场。
吴老师为了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在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我们去学校看他。他躺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脸色在灯光下越发显得憔悴。吴老师是一个很沉默的人；沉默的人一般都不愿将自己心里的事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卷着旱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吸着。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其实这已是吴老师第二次失恋。第一次是学校从外村借来的一个小学女教师；比吴老师大两岁；人也长得很清秀；但家庭出身同样是地主；因此同样遭到吴代表的激烈反对。吴代表平时很随和；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异常固执。他甚至找来学校；当面对这个女教师说；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决不会让步的；吴代表说；他儿子的婚姻问题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后来尽管这个女教师一再解释；她不知吴老师是怎样想；至少她自己对吴老师绝没有这个意思。但吴代表还是让学校将这个女教师辞退回去。在这个晚上；吴老师看着我们忧伤地说；为什么漂亮的女孩都是地主出身；而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又都不漂亮。我们听了都无言以对。吴老师说的似乎是一个与遗传学有关的问题。但倘若再仔细想一想；又似乎涉及到阶级立场；因此让人无法回答。
吴老师是在那一年秋天结的婚。
他的新娘是邻村的一个女孩；正宗的贫下中农出身。女孩的相貌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嘴唇很厚；脸上的皮肤也有些粗糙。办喜事那天；我们集体户的知青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被请去了。酒席开了九桌；每桌有九个菜；说是为讨吉利取“久”字的谐音。九个菜分别是炒白菜熬白菜炖白菜和腌白菜；每桌还有一碗肉；掀开纸一样薄的肉片；底下是一碗雪白的豆腐。那天吴代表一脸的喜气；穿了一身新衣服里里外外地张罗；一副翻身农民得解放大排筵宴的神气。我就是在那天第一次学喝白酒。胡天和我们集体户的几个人也都说是第一次；有些怕辣。不过吴代表走过来说；辣一点没关系；他可以教我们怎样喝。
结果在吴代表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就都喝醉了。
吴代表的儿子吴老师挨桌向大家敬酒；却并不太理会站在自己身边的新娘。有人起哄；让他跟新娘喝一个交杯酒；他也只是勉强应付了一下；眼里充满疲惫和无奈。待酒席一散；人们就将吴老师和那个新娘推进洞房；然后砰地关上了门。那时我们都年轻；醉得也浅；一见这情形酒就全醒了；心里怦怦地跳着；跟随村里的年轻人拥到窗根底下去听声。所谓“听声”；也就是听新人做爱的声音。按芦村一带的风俗；哪一户人家娶亲；来听声的人越多才表明这家的主人在村里越有面子。吴代表是村里的贫协代表；来听声的人自然就很踊跃；新房的窗根底下几乎蹲满了年轻人。吴代表一脸神秘地走过来向每个人分发香烟；还轻声问大家这样蹲着累不累；要不要去找一个板凳。似乎是请大家来他家看戏。
当时我屏住呼吸；朝屋里侧耳细听；就听到了一些直到很多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声音。先是一阵窸窸窣窣地响；接着就听那新娘问；你……怎么了？
吴老师没有回答。沉默了一阵才说；没怎么。
新娘软着声音有些羞涩地说；你怎么……不脱衣服？
吴老师就不再说话了。
接着就是那新娘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奇怪；似乎是从胸腔直接发出来的；听上去好像有些呼吸困难。然后就开始气喘吁吁地叫疼。吴老师淡淡地说；没关系；他已经查过书了；疼是正常的；如果不疼就不正常了。
接着；新娘就开始呻吟起来。
我和胡天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都缩在窗底下捂住嘴哧哧地笑起来。吴代表远远地坐在院子门口；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像个指导教师似的问我们；都听到了吗？
我们说；听到了。
听清了吗？
听清了。
听清啥了？
叫疼。
啥……疼？
我们就又都哧哧地笑起来。
吴代表对我们谆谆地说；要认真听；仔细听；将来都有这一天呢。
我们立刻回头去；朝吴代表看了看。
吴代表又眯起眼说；这可是很精细的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呢。
直到很多年后；我再遇到胡天时；说起当年的事情仍还记得那一次“听声”。这时的胡天已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告诉我；他对女人的启蒙了解；应该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当然；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后来喝酒以至发展到偶尔酗酒；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二 杨胡子
杨胡子叫杨有根；是生产队长。
那时的生产队长权力很大；不仅要统筹队里的农业生产；带领社员在田间劳动；还可以决定每个人的经济收入；因此在村里就有着绝对的权威。当时第一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杨胡子是第一队长；也就是正职队长。杨胡子蓄有一蓬很硬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细腰窄背；看上去很魁梧。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对温度不太敏感；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永远穿一件破旧的灰制服上衣；几个衣兜盖很蔫瘪；像菜叶一样翻卷着。
我们刚来插队时杨胡子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养了六个孩子。当时已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还没有强制；因此杨胡子的这几个孩子也就并没给他带来太大麻烦。但他女人养出这一群孩子之后；却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从此躺到炕上就再也起不来。所以；杨胡子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很困难；负担也重；每天除去率领社员下田劳动；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就还要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去沟渠边打一些紫穗槐的条子来。大洼地区的沟渠边到处生长着紫穗槐。这种灌木的枝条非常柔韧；可以用来编织箩筐和背箕。杨胡子是编筐的高手；他编的箩筐不仅好看；也非常结实耐用。但杨胡子并不敢将自己编的箩筐拿去集市上卖。他作为生产队长当然很清楚；这样做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于是；他只是将这些箩筐送来生产队；然后生产队里作为报酬；再为他记一些工分。
我们刚到芦村时；正赶上杨胡子为他弟弟娶亲。
杨胡子的弟弟叫杨有田；我们没见过；据说是一个面色苍白很孱弱的年轻人；在前一年的春天刚患白血病死了。因此；杨胡子为他弟弟办的实际是一门阴亲。所谓“阴亲”；是指两个年纪相当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结为夫妻。死人自然已无法结婚；所以；只是死者亲人的一种感情寄托。结婚时由男方的家人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同样举行一个结婚的仪式；然后送去墓地埋在一起；这样就算是完成了入洞房的程序。杨胡子为他弟弟找的是一个邻村的女孩；据说是死于一种罕见的疾病。杨胡子很心疼弟弟；觉得他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死了；因此操办这场阴亲的婚事也就非常尽心。但杨胡子家的经济条件有限；办不起酒席；于是就决定喜事新办；只买一些糖果和香烟；请村里人过来坐一坐；是个意思也就行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立刻引起女方家人的不满。成亲这天；当杨胡子代表弟弟去将女方的骨灰迎娶过来时；女方的家人一见婚礼竟办得如此简单；当即就要将骨灰抱回去。杨胡子连忙将女方的家人拦住；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咬一咬牙；在生产队里借了一百斤白面；又让人去公社买回几斤猪肉；当天中午在街心架起一口大锅；请全村人吃了一顿喜面。但是；当女方的家人跟随着将骨灰送到墓地；一看墓穴的样子又很不满意。杨胡子在埋葬他弟弟的骨灰时由于没钱；只挖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洞；坑洞的四壁抹上泥巴；上面再盖一块石板。女方的家人认为这样的墓穴太过简陋；不要说做洞房；连起码的茅屋都够不上。女方父母说；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在这种地方成亲。于是杨胡子又咬一咬牙；卖了一口猪；买来一些砖和水泥重新垒了一个像样的墓穴。这样才总算将他弟弟这场阴亲的婚事办了。
杨胡子办的这件事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夸奖杨胡子有情有义；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甚至还有人说；杨胡子也非常的克己奉公；他虽然家里很困难；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时却对自己很严格；相反对别人却处处照顾；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
但没过多久；我们知青却跟杨胡子发生了矛盾。
矛盾的焦点正是工分问题。
当时生产队里的经济还很差；一个工分的分值只有三分钱。早晨下田；壮劳力挣两分工；我们知青只挣一分；白天壮劳力挣十分；我们挣七分。也就是说；壮劳力干一天挣十二分；折合三角六分钱；而我们仅能挣到八分；合两角四分钱。胡天认为这样很不合理；于是一天就到生产队跟杨胡子交涉；提出我们知青既然与壮劳力同工；当然也应该同酬。
但是；杨胡子听了却不以为然。他眯起眼说；你们知青还在乎这几个钱？
胡天很认真地说；为什么不在乎；我们当然在乎；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
杨胡子却嘿嘿一笑说；你们可都是财主啊；谁的家里没有一个小银行儿？
胡天说；我们的家里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并不是什么财主；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财主；也跟这件事没关系；我们跟村里的劳力干一样的活；就应该挣一样的工分。
杨胡子不屑地说；壮劳力是贫下中农；你们知青能比么？
胡天说；我们是贫下知青；为什么不能比？
杨胡子说；你们知青懂个屁！
胡天说；我们不懂屁；但不等于不懂别的。
杨胡子说不过胡天；终于发起火来。他撅着胡子骂道；妈个巴子的你们爱懂啥懂啥！谁去城里请你们啦？俺芦村一年就打这点粮食；一百口子人分是它；两百口子人分也是它；你们这些能吃不能干的知青一来不是从我们的口里夺食么？给你们记这点工分已经不少啦！杨胡子这样骂完；又恨恨地说；真他娘的善门难开善门难闭；当初我是看着你们这些孩子扔到乡下没人要；怪可怜的；早知道这样应该也像二队；死活不要你们！
胡天自然也不示弱；肩膀一晃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往前一步就跟杨胡子对骂起来；说你他妈的少跟老子说这些；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鬼地方啦？当初我在城里呆得好好儿的；要不是学校三天两头跑去我家动员；哪个孙子才想来你这里呢！
胡天的家里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知道自己这辈子也别想再选调回城；所以从进村的那一天起就拉开了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
这时；杨胡子看看胡天；忽然又笑了。
杨胡子说；这件事也好办；我是生产队长；你只要能过我这关就行。
胡天眨眨眼问；怎样过？
杨胡子伸出一只手；转着手腕在胡天的眼前晃了晃说；你跟我扳一扳手腕；要扳得过呢；以后就给你记十分；还不光是你；你们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都记十分。
胡天立刻盯着杨胡子问；你的话当真？
杨胡子说；当然当真。
胡天说好；一言为定！
杨胡子说等一等；你要是扳不过我呢；怎样说？
胡天想想说；以后我的工分随便你给；绝无怨言！
杨胡子微微一笑；点点头说；好吧；就这样定。
这时是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胡天立刻就在杨胡子的对面坐下来；挽起衣袖；冲杨胡子伸出手。杨胡子的手黝黑粗大；胡天的手干硬细长；两人憋足劲握在一起；这一黑一白两只手立刻都暴起青筋涨得通红；几乎快要冒出烟来。在场的人都屏住气；屋里只有那张破木桌在他两人的肘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就这样扳了约有十几分钟；两人就同时都住了手；大概心里都已明白；即使再这样扳下去；要想扳倒对方也并非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