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鼹行动──新一轮美苏(俄)间谍战-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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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艾姆斯尚未到达纽约的头一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官员阿尔卡狄·
谢甫钦科已经与中央情报局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西方。这一消息令中央情报
局欣喜若狂：如果这事果然发生，他将是历来叛逃到西方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
　　　　艾姆斯被分配去协助处理这条迄今为止游进中央情报局网里的头号大鱼。谢甫
钦科是一个矮小，粗壮的汉子，热情奔放，颇有智慧。他于1933年生于乌克兰东部
的郭尔罗夫卡镇，那里有一个煤矿。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家里环境比较富裕。他
读过普希金的诗歌，学会了下棋和弹钢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幼的阿尔卡狄
和他的母亲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区躲避战火；而他年长的哥哥根纳狄则应征
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后来在华沙上空被击落，英勇牺牲。所以阿尔卡狄对
他的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战后，阿尔卡狄进入了苏联第一流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他在苏联外交部青云直上，于1963　　年被派往纽约，成为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
成员之一。
　　　　在谢甫钦科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拉克的克格勃官员。在第七章中曾经提
到，此人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成为美国间谍。谢甫钦利和库拉克是好朋友。谢
甫钦科后来回忆说：“他经常给我讲些我不想听的关于苏联领导阶层的事情。说这
些事情就是对于克格勃的人来说也算是胆大妄为。当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克格勃的
人。”尽管两人的关系不错，谢甫钦科还是经常提醒自己要离他远一点。
　　　　1973　　年春天，谢甫钦科再次来到纽约，还带来了妻子莉娜和女儿安娜。
　　　　这时他已经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安理会的事务，是苏联在联合国
里职位最高的官员。
　　　　尽管谢甫钦科在苏联政府里身居高位，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大使级的待遇、在
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丰厚的报酬等等，他对苏联的前途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觉得
自己变成了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
　　　　1975　　年初，谢甫钦科终于下了决心。他对一个他认为可以信任的美国外交官
表示他希望投奔西方。没过多久，那人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偷偷地给他递了个条子。
条子上说让他第二天到靠近联合国的一家书店去，中央情报局的人将在那里等他。
　　　　他们见面后，又商量好了在中央情报局安排好的位于东60　　街的一个接头地点
再次会面。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按照情报局的规定，要求
谢甫钦科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并为美国提供情报。
　　　　中央情报局认为，一个间谍留在原有的位置上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远比叛逃
到美国更有价值。
　　　　谢甫钦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见面，并接受了他们的要
求。在这之后，谢甫钦科留在联合国为美国做了3　年间谍。他记得他们一共有4　个
接头地点：位于东60　　街的一栋褐色的石头房子，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旅馆
里租的一个房间，在谢甫钦科的牙医看病的那栋楼里的一个房间，以及谢甫钦科所
住的房间底下两层的那套房间。
　　　　1977　　年初，负责与谢甫钦科接头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要离
开纽约，并介绍他和另一名情报局的官员联系。那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有两撇
刷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并说他的名字叫菲尔。这个菲尔不是别人，他就是艾姆斯。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的地点就在谢甫钦科的楼下。谢甫钦科比较喜欢他的第一个联络
人，认为那人比较细致；可是他认为艾姆斯处理事情也相当老练。
　　　　就这样，艾姆斯接管了他的间谍生涯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件。谢甫钦科回忆说
：“他喝酒喝得很多，我自己也喝得很多，他是个好伙伴。当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
能使我忘记精神上的压力。我喝的是伏特加，我想他喝的也是伏特加，可能还有苏
格兰威士忌。我记得，在我们会面的所有地方，都有很多酒。总之，我觉得他这个
人相当不错。”
　　　　1977　　年夏天，谢甫钦科夫妇利用一个短暂的探亲假回莫斯科去了一次。
　　　　这次回国让谢甫钦科感到胆颤心惊。当他坐火车去克里米亚看他母亲时，他发
现同一个卧车车厢里有一个克格勃的人在监视他。稍后，在高加索山北麓的避暑胜
地吉斯罗夫茨克，他发现这种监视变得更为明显。
　　　　在一段时间内，艾姆斯独立地处理了有关谢甫钦科的事情。但是，当谢甫钦科
夫妇回到纽约后，纽约基地新调来的副站长詹姆斯·哈斯直接接管了这一案件，艾
姆斯从旁协助。哈斯当时是46　　岁，长得五短三粗，头发花白，并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刚刚从加纳回来，在这之前，他去过老挝和乌干达。
　　　　谢甫钦科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一再要求中央情报局让他公开投奔美国。
　　　　1978　　年3　月，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召他回国。他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于是对中央情报局坚持说是时候了，他不能再等了。谢甫钦科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
因此他不曾告诉她自己已经成为美国间谍并准备叛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谢甫钦
科提着一个沉重的箱子，从他住的公寓的灯光幽暗的消防梯上走下楼去，冒着大雨
跑到东64　　大街。街角处停着一辆白色的汽车，车上的信号灯没有闪烁，说明一切
正常。他钻进车里，那车载着他飞快地开到中央情报局在波郭诺斯大街上的一个据
点。4　月11　　日，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联合国的第二号人物叛
逃到西方。
　　　　中央情报局为其漂亮的一击感到兴高采烈，而每一个参与其事的人都受到称赞。
纽约基地的负责人肯·米兰是个聪明人，乘着这一大好机会宣布退休，以取得最优
惠的待遇。对于科罗米拉斯、哈斯、艾姆斯以及参加过处理这一案件的联邦调查局
的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事实上这也的确是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涯
中所达到的顶点。
　　　　哈斯认为艾姆斯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色；但是对他后来的表现却评价不高，认
为他缺乏主动精神，有时甚至是不推不动。他也曾找艾姆斯谈过，但是却没有什么
效果。
　　　　1979　　年夏天，基地的对苏部调来了一位新的负责人，诺德·卡尔森。艾姆斯
和他相处得好得多。这一人事变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可是后来却对艾
姆斯和中央情报局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卡尔森是南达科他州人，上的是赛罗科斯大学，在该校的麦克斯维尔学院获得
了俄国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他在1958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62　　年，30　　岁的
卡尔森被派往莫斯科去联络中央情报局的王牌间谍之一：代号为“英雄”的苏军情
报局的上校潘科夫斯基。卡尔森的合法身份是美国大使馆的农业参赞。7　月4　日，
在美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有人告诉出席招待会的潘科夫斯基去找一个佩带
红宝石别针的人，这个别针几个月前他曾在伦敦见过。卡尔森戴着那个别针。他和
潘科夫斯基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后来，在卡尔森的住处，他们两人曾交换过文件。
但是，潘科夫斯基在9　月初突然消失。克格勃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他的间谍
活动，并对他进行了监视。
　　　　他被逮捕、审判，然后被处决。5　个美国人，其中包括卡尔森，被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
　　　　但是，潘科夫斯基案件使卡尔森在情报局的行动部出了名。他先后被派驻伦敦、
东京和罗马。卡尔森是个瘦高个，深色的头发，长着一张类似林肯的长脸。他是一
个沉静的人，说话简洁明了，是情报局苏联部里深受器重的一员老将。
　　　　在纽约基地的对苏部，卡尔森领导着大约15　　个情报局的执行官员和辅助人员。
他知道艾姆斯在谢甫钦科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他在对苏部的工作出色，是一个
优秀的一线作战人员。
　　　　在卡尔森手下，艾姆斯在联合国里发展了一些眼线；但是并没有招募到任何苏
联间谍。不过其他人也没有。卡尔森知道对外情报处的工作环境相当困难。不象情
报局在海外的活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没有外交掩护和足够的支持。艾姆斯和其他
的人都只能利用一些非常模糊的假身份，诸如商人之类，他们只能希望和他们打交
道的人不要问太多的问题。
　　　　卡尔森喜欢艾姆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变成了
好朋友。卡尔森对南茜的印象也很好，认为她很有吸引力，事业上也很成功。他们
两家也常聚在一起。赖瑞·费伯是联邦调查局派到中央情报局纽约基地的联络人，
他与艾姆斯也很熟悉。当费伯退休后，艾姆斯和卡尔森两家还到他们家去聚会过。
　　　　1979　　年年底，在卡尔森成为艾姆斯的顶头上司后的几个月，基地的副站长哈
斯升任站长。1981　　年，站长又换成了丁·阿米，一个曾在越南和其他远东地区工
作过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艾姆斯接到总部派他去墨西哥的通知，并且已经开始打点行装。
　　　　可是，这次南茜却不打算跟他一块去。南茜是一个非常解放的妇女，事业上已
经很有成就，而且政治上也很活跃。她参加了一个以监督政府立法机构为目的的政
治团体，经常来往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她不愿意抛弃这一切，再一次作为艾姆斯
的家属到国外去受委屈。事实上，她已经开始考虑离婚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南茜不愿出国，艾姆斯已经推掉了好几个出国的任务。
他知道不能常此以往，否则他在中央情报局就没有前途可言。
　　　　艾姆斯的同事记得当时他思想上经受着沉重的压力，“这对他确实是一个难以
解决的问题。他很想接受派驻墨西哥的任务，他知道要积累更多的经验，除了出国
没有别的选择。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应该去。这时他才告诉我，南茜不愿意去。他
说也许他可以先去，然后再让南茜去。我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婚姻。他们
的兴趣已经分道扬镳。南茜不体谅干我们这一行的苦处。我们有时需要工作得很晚，
有时需要在周末工作，有时候周末根本就不在家。有一个周末瑞克没在家里过，南
茜非常不高兴。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发生。”艾姆斯告诉他的朋友，他的婚姻已经
岌岌可危。
　　　　经过长期争论以后，艾姆斯终于下了决心：他接受了去墨西哥的任务；而南茜
则留在纽约继续干她的工作。他们在东54　　街的住房仍然保留。不管他们两人当时
是否心里明白，他们12　　年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十章　与君同消万古愁
　　　　1981　　年10　　月，当艾姆斯到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城分站报到时，在局外人看来，
他的事业正一帆风顺：他当时40　　岁，政府13　　级，年薪3。632　万美元。
　　　　他在纽约的工作深受纽约基地和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赏识，并为他赢得了第二个
海外出差的机会，而对任何一个情报局的雇员来说，要想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分支
行动部获得提升，派驻海外都是绝不可少的。
　　　　可是，他的私生活却陷入了危机：他的妻子南茜拒绝陪他到墨西哥，坚持留在
纽约，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这样，艾姆斯在墨西哥就是单身一人。当他被派驻纽约时，中央情报局补助他
的房租；可是当他离开以后，这种补助也就终止了。他和南茜必须自掏腰包。艾姆
斯的同事经常听见他抱怨纽约曼哈顿的房租太贵，实在令他们吃不消。
　　　　在墨西哥城，美国大使馆坐落在宽阔的帕西奥·德·拉·瑞佛玛大街。
　　　　艾姆斯的住处位于美国大使馆后面拥挤不堪的街区里，是一套顶楼的房间，楼
下是一个做书的工厂和一个库房。那是一套很小的房间，事实上是那栋楼里唯一的
一套住房。那一片地区临近萨利文公园，是一个半工业区。住在那里唯一的好处是
走到美国大使馆只需要10　　分钟。
　　　　由于单身一人住在异国他乡，再加上婚姻濒临破裂，艾姆斯刚到墨西哥不久就
有了3　次外遇；而且他又开始酗酒。在纽约的时候，情况还不严重，可是到了墨西
哥以后，问题就变得严重的多了。
　　　　当艾姆斯到位于墨西哥城美国大使馆5　楼的中央情报局分站报到时，他的外交
掩护是国务院派驻大使馆的政治二秘。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对苏
反谍处的负责人。他的上级是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和东欧部。
　　　　1981　　年，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总共有20　　几个人，其中一半是在第一线工
作的情报人员，另一半是办公室的各种辅助人员。他们互相之间都认识。
　　　　在分站里，艾姆斯很快和大卫·萨姆森成了好朋友。萨姆森是加里福尼亚人，
长得又高又壮。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洛杉矶分校获得硕士学位，然后
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在到墨西哥之前，他曾被派驻新加坡和土耳其。他在1980　　年
离了婚。他和艾姆斯，这两个光棍同病相怜，很快就打得火热。
　　　　据萨姆森说：“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这是一个运行得
很好，很有效率的大使馆。瑞克在那里的时候，约翰·盖文在那里当大使。报刊瞧
不起他，说他是‘里根的演员朋友’。但是，他有一半墨西哥的血统，说一口完美
的西班牙语。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时，他关于拉丁美洲经济的论文曾经获奖。在《精
神病患者》这出戏里有一个少女在贝茨旅馆被谋杀了，盖文在戏里演那个女孩的男
朋友。他非常聪明，对墨西哥极其熟悉，而且长得非常漂亮，这一点在拉丁美州也
很重要，那些女士们见到他骨头都酥了。”
　　　　如果说这个大使馆运作顺利，那么中央情报局墨西哥分站可就大不一样了。这
个分站不论在总部眼里还是在大使馆其余人的眼里，都是等而下之。　　　　　　　　　大使馆的人员嘲笑分站的工作人员是一帮“打枪不会瞄准的家伙”。
　　　　在艾姆斯到达的前一个月，法兰西斯·麦克唐纳被提升为分站站长。他当时55　
岁，是一个快活的矮胖子，满头白发，抽烟一支接一支。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拉丁美
洲度过的。他娶了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墨西哥女郎，据他的一个同事讲：“他被那
个女人弄得神魂颠倒，根本无心工作。”
　　　　不管是否神魂颠倒，麦克唐纳注意到他这位新来的反谍官员在一个晚会上喝得
烂醉如泥。由于晚会上没有外人参加，麦克唐纳并不担心他会泄露中央情报局的机
密，但是却非常担心他在回家的路上会把车撞得粉碎。第二天，他找艾姆斯谈了一
次；但是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向总部报告艾姆斯的酗酒问题。
　　　　麦克唐纳感觉得到，艾姆斯认为他自己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要高明。也许，在他
眼里麦克唐纳不过是个粗俗的苏格兰人；而他自己却是立过大功，见过大世面的人，
就说他的名字：阿德瑞奇·艾姆斯，听起来就显得有教养，有气派。当麦克唐纳跟
他说话的时候，他显得心不在焉。所以，麦克唐纳从一开始就对他有一种反感。
　　　　分站的副站长劳伦斯·怀特对此也有同感。他说：“他认为他比我们所有的人
都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