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鼹行动──新一轮美苏(俄)间谍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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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可能也在。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时侯就认识噶斯。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开过很多秘
密会议。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在
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们说两局之间有密切的配合。”
　　　　通过这次汇报，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负责秘密行动的主管人员至少
已经获悉情报局遭受到人员的损失，而一个特别小组正在努力寻找原因。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情报局对这些案件的兴趣似乎变得越来越淡漠了。这些事情毕竟是
发生在3　年以前的1985　　年。
　　　　在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里，不管是海军，是农业部，还是中央情报局，总是存在
一种心态，那就是极力逃避责任。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可不是在我当班时
发生的。”现在凯西已经死了，情报局及其行动部也都换了新的领导，这种事不关
己的倾向就更为明显。
　　　　行动部的新主管理查德·斯托尔兹正忙于当前的，也就是1988　　年的事务，他
并不特别喜欢回顾过去。秘密行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1988　　年我们没有发
生任何事情，我们没有继续损失情报人员。那些问题都是3　年前的问题了。我们甚
至不敢肯定寻找内好的方向是否正确。”
　　　　这种说法反映了行动部上层领导的驼鸟心理。事实上，特别小组正在调查的那
些问题并不是老问题。就在几个月之前，1987　　年秋天，情报局获悉又有3　个在苏
联的情报来源被捕，其中一个已被处决。这3　个人都是情报局在1985　　年以前招募
的。
　　　　维特佛尔小组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领导上没有给于足够的支持，一种漠不关
心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的管理阶层。
　　　　大量从苏联传回的情报都暗示，苏联对美国的反谍活动突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
因是由于爱德华·哈沃德向苏方提供了有关的情报。另外，克格勃的人员也常常吹
嘘他们的监视活动是何等地严密，嘲笑美国的奸细是如何的笨拙。
　　　　这样的风吹了好几年。从1986　　年起，哈沙维和特别小组就觉察到苏联的情报
机关正在耍什么花招，可是，他们一时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克格
勃在放烟雾，企图迷惑中央情报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克格勃在企图转移
中央情报局反谍机构的视线，将他们的调查工作引入歧途。
　　　　中央情报局也曾企图发展新的苏联情报来源，以弄清他们遭受的一系列挫败的
原因。他们花了7　年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多少收获。
　　　　1988　　年春天，中央情报局得到一个线索：有一个雇员过去在接受测谎器检查
时多次表现不佳，而今却在大把大把地花钱。特别小组派了一个名叫丹·佩因的年
轻雇员去调查这一情况，佩因当时是29　　岁，瘦高个，戴一副双光的眼镜。他出生
在印地安那州的东芝加哥地区，1984　　年毕业于波尔州立大学，然后加入了中央情
报局。他成为一名侦探，也多多少少算是自学成材。
　　　　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这笔来得正大光明：那人的妻子最
近获得了一大笔遗产。
　　　　特别小组还接到另一条线索，说是克格勃可能渗透了中央情报局的某一个办公
室。可是，该办公室并不插手对苏的情报活动，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知道
那些失去的情报来源的身份。但是，特别小组也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是该办
公室的某一个人后来调到苏联部工作，有机会得到有关的情报，然后又将这些情报
交给克格勃。
　　　　这一次，佩因又是唯一的一个被派去协助维特佛尔的工作人员。他对在该办公
室工作过的90　　多名职工进了调查，认为其中有将近10　　个人值得怀疑。
　　　　可是，他却无法再继续深入下去。他在报告中指出：“这些人都有很多问题…
…，无法确定谁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
　　　　1988　　年4　月，也就是在韦伯斯特听取了特别小组汇报后的两三个月，他对中
央情报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他组建了一个反谍中心，让噶斯·哈沙维担任领导。
维特佛尔的小组成为这个新建的中心的保安部调查处的一部分，而她则被任命为保
安部的副部长兼调查处处长。调查处的任务是负责清查所有可能混入情报局内部的
奸细。这样一来，其职权范围就比原来的特别小组更为广泛。这次机构改组延缓了
特别小组的工作进程。而且小组的工作重点也常常转移到其它被认为是更为现实、
更为紧迫的问题上。
　　　　同年6　月，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5　个被破获的行动的情
况，指出这些行动之所以暴露，纯粹是因为为美国工作的苏联情报来源或者是负责
与他们接头的美国情报人员在行动中犯了错误的缘故。
　　　　在这一段时内，韦伯斯特也在着手修补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因为哈沃德事件而变得十分紧张。韦伯斯特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因为他
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将近10　　年，其中包括发生哈沃德事件的那段时期。他知
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隐瞒情况长达两年之久。
　　　　韦伯斯恃拜访了新任的联邦调局局长威廉·塞辛斯，向他建议两局签定一个协
议，规定在将来，如果中央情报局有理由相信有雇员在从事间谍活动或有泄露机密
的可能，他们有责任照会联邦调查局。
　　　　“我一直利用爱德华·哈沃德的例子来说明两局不合作所造成的危害性”，韦
伯斯特说，“我希望中央情报局给予联邦调查局以充分的时间采取行动。”哈沃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子底下逃走，“是联邦调查局的耻辱，中央情报局的耻辱则是明
明知道哈沃德坐在公园里，盘算着如何进入苏联大使馆去出卖情报，却迟迟不告知
联邦调查局。所以，我决定和塞辛斯讨论这个问题，尽一切可能确保双方都理解自
己的义务。”
　　　　6　月7　日，韦伯斯特和塞辛斯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阐明了两局达成的协
议。这个秘密协议要求中央情报局在他们“有理由相信”某个情报局的雇员或者是
前雇员“有可能考虑出卖情报、叛逃、泄露机密”或者“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过未经
授权的接触”时，必须“及时通知联邦调查局”。这个协议并未要求中央情报局提
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雇员的确从事了上述活动。
　　　　其目的是“旨在防范此类情况的发生。”因此，根据这项协议，中央情报局甚
至必须报告其雇员的“含糊不清的以及可疑的活动。”这项协议也要求“联邦调查
局在独立发现有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从事危害美国利益的间谍活动时侯，应该通知中
央情报局。”这个秘密协议还规定“当一个反谍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中央
情报局应立即退出。但是，他们仍有责任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任何新发现的有关情报。”
同时，这一协议还要求中央情报局在很多其它的情况下通知联邦调查局，比如说当
他们遭受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人员损失的时侯。
　　　　在签署这一协议时，两局的关系比处理哈沃德案件时要好一些，联邦调查局至
少知道中央情报局有可能已被克格勃渗透。
　　　　1988　　年7　月底，两局的特别小组又聚在一起开了一次会。据情报局方面的估
计，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损失了16　　个情报来源。爱德华·哈沃德肯定知道其中的
3　个，有可能知道另外7　个。这就说明，这剩下的6　个不可能是因为他而暴露的。
　　　　两局的联合反谍行动就这样缓慢地向前爬行着。
　　　　1989　　年11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女雇员向反谍中心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情
报局苏联部的一名官员阿得瑞奇·艾姆斯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富人区买了一栋很
贵的房子，说他花钱无度，远超过他正常的收入所能承担的水平。
　　　　这个举报者知道艾姆斯可以接触到所有那些被捕美国情报来源的资料，而且由
于和艾姆斯一家非常熟悉，她知道艾姆斯太太家里也并不富有。
　　　　根据这一汇报，反谍中心又派丹·佩因去调查艾姆斯的经济状况。佩因查看了
阿灵顿县的房地产交易记录，发现艾姆斯一下子付出了54　　万美元，但是他并没有
向银行贷款。他又向财政部查询，看艾姆斯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任何货币转手的报告
上。法律规定，当一次付款数额超过1　万美元时，银行或商家必须通知政府。他发
现艾姆斯的名字出现了3　次：1985　　年，他在当地的一家银行存款1。3　万美元，1986　
年又存入了1。5　万美元，并用意大利的里拉兑换了2。217　万美元。
　　　　也许是因为华盛顿周围的富人太多，佩因发现的情况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
警觉。相反，佩因却在1990　　年1　月被派去做了两个月的培训工作，也没有人代替
他去调查艾姆斯。3　月份他回来以后，上级又派他出差海外，去会见一个情报来源。
据说那人掌握了有关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的情报。这一差事
让他一直忙到5　凡结果得到的情报不过是镜花水月。
　　　　6　月，佩因被派往柏林去查阅原东德情报机关的文件。他的任务是调查原东德
情报机关是否了解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情报活动，以及他们是否曾经收买过中央情
报局的工作人员，从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1985　　年损失的那些间谍的身份。
　　　　8　月份，一个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告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在70　　年代就收买了
中央情报局苏联部的一个官员。他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只知道该人酗酒和挥霍无度。
特别小组花费了1　年多的时间，在苏联部的现时的和过去的工作人员中寻找符合这
些特点的人，结果一无所获。最终，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该情报的来源并不可靠。
　　　　9　月，佩因曾短暂地恢复了对艾姆斯的调查。他调阅了艾姆斯和他的妻子罗萨
里奥的信用记录，发现虽然他们的开销很大，但是赊的账都已及时还掉。经过这些
调查，在特别小组接到举报整整1　年之后，特别小组决定对艾姆斯进行背景调查和
测谎器检验。
　　　　可是，艾姆斯在1986　　年曾经通过一次测谎器的检验，下一次检验应在从那时
起的5　年之后，即1991　　年进行。为了不致于引起他的警觉，特别小组决定等到1991　
年，使这次检验看起来不过是照章办事而已。
　　　　1990　　年12　　月5　日，佩因向情报局的保安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根据艾
姆斯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对他进行调查。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艾姆斯当时就在情报
局的反谍中心工作。
　　　　这份备忘录接着说，艾姆斯用54　　万美元的现款买了一栋房子，无需贷款；他
正在改装厨房，花钱毫不吝惜，以及他又花4。95　　万美元买了一辆美洲虎牌轿车，
等等。
　　　　但是，备忘录同时也指出，艾姆斯出手大方也可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说，他
的母亲去世了，可能会给他留下金钱或者房产。但是由于她的最后的住处不明，他
无法找到她是否给她的儿子留下遗产的记录。或许他的钱财是来自他的岳父、岳母。
“他们在哥伦比亚政界有广泛的联系。”佩因指出，艾姆斯的妻子罗萨里奥曾被哥
伦比亚总统直接安排在该国驻墨西哥使馆工作。艾姆斯的银行存款也可能是从联邦
信用社得到的贷款，等等。
　　　　从这列举的种种可能性来看，佩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找到一种合情合理的
解释，以避免看到二种非常可怕的现实。
　　　　“我们的请求十分紧迫”，佩因写道，“因为艾姆斯已被分配到反谍中心。目
前他只能接触到有限的资料，但是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允许他接触更多的资料，
他在这里很快就会无事可做。我们希望至少在他接受下一次测谎检验之前不要使他
产生异常的感觉。”
　　　　特别小组的工作进展如此缓慢的部分原因是詹姆斯·安格尔顿留下来的后遗症。
从1945　　年到1974　　年，在长达近20　　年的时间里，安格尔顿领导了中央情报局的
反谍总部。他对苏联情报机构的诡计深怀恐惧，除了阿那托利·郭里岑之外，他认
为所有的苏联情报来源和叛逃者都不可信，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在
冷战的高峰时期，他几乎使中央情报局的对苏活动陷于瘫痪。他一直致力于挖出一
个鼹鼠，可是始终也没找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毁灭或败坏了几十个忠心耿耿的情
报局雇员的前途。多年之后，国会通过立法对其中的3　人进行了赔偿，这一立法在
情报局内部被称为“鼹鼠赔偿法案”。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企图将安格尔顿挤出情报局并最终解除了他的职
务。安格尔顿离开以后，他所建立的一套机构也被解散。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上和组
织上都受到伤害的中央情报局。为了避免过去犯过的错误，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活动
变得谨小慎微，行动非常迟缓。另外，由于反谍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央情
报局的反谍机构也无法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去充实自己的队伍。　　　
　　　　　　第五章　鼹鼠，鼹鼠，快出来
　　　　1991　　年4　月12　　日，艾姆斯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去接受测谎检验。1986　　年他
曾经接受过一次测谎检验，当时他非常紧张，但是结果却是顺利过关。说实话，中
央情报局的雇员没有一个人愿意被测谎器弄得紧张兮兮的。这次，艾姆斯虽然也有
一些紧张，但是比上次要好得多。就他所知，这次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因为按规
定，情报局的雇员每隔5　年就要进行一次检查。艾姆斯没有理由怀疑他在反谍中心
的同事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然，如果在检查的时侯，测谎器的操作人员询问他的
经济情况，或者问他买房子为什么要付现款之类特别具体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他的
警觉，知道他已经成为特定的调查对象。
　　　　就在同一天，情报局的保安部完成了对他的背景调查。调查报告对艾姆斯而言
真是一场灾难。报告说，艾姆斯是在苏联部对他有怀疑的情况下调到反谍中心的；
说他在派驻罗马期间经常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人员混在一起，在吃午饭的时候饮酒
；说他大肆挥霍，用现金买了一栋50　　多万美元的住房。
　　　　报告引用一位雇员的话说，如果情报局发现艾姆斯是一个间谍，他将不会感到
特别惊奇，虽然在进一步调查的时候那个雇员撤回了他的这番话，但是这种印象显
然对他十分不利。联想到前面提到的佩因在1990　　年12　　月5　日向保
　　　　安部提交的备忘录，这显然是雪上加霜。可是奇怪的是，保安部的负责人在审
查了这份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该报告“从反谍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艾姆斯即令知道了这些情况也无需着急。在即将进行的测慌器检验中，
那两个负责提问的人虽然知道艾姆斯的财富来路不明，可是在为他们准备的背景材
料中却没提及这一问题。显然，中央情报局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很难说得上是配
合默契。
　　　　测慌检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是面谈，第二步才是机器检查。很多接受检查
的人由于害怕自己的问题会被机器查出，常常在第一阶段就自行交代自己的过失及
不良行为，然后他们才接受机器检查。测慌器将记录下他们对所提问题的生理反应，
从而判断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