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鼹行动──新一轮美苏(俄)间谍战-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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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雅科夫说：“不行，我太太在等我，我们另有安排。”“你一定要去。”
梅贝坚持说。波利雅科夫在8 楼走出了电梯。梅贝等了半个多小时，波利雅科
夫没有露面。梅贝便走到8 楼去敲他的房门，波利雅科夫出来开门。“我在等你呢，”
梅贝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我已经要迟到了，”波利雅科夫说。“你一定要下
去见我。”
“很抱歉，我要出门。”
“我在下面等你。”
梅贝回到楼下的房间。15 分钟后有人敲门，是波利雅科夫。“我不能久待，”
他紧张地说。“我必须回到她那儿去。要不然她又要感到奇怪了。”
“好吧，”梅贝回答说。“但是，今天晚上9 点钟我在110 街和百老汇交界的
地方等你。”
晚上9 点，梅贝到了哪里，周围没有人。但是，他看见波利雅科夫的车。
波利雅科夫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门，叫梅贝赶紧上车。他把一个指头放到嘴
唇上示意不要做声。他对梅贝小声说：“我们不能说话，车里可能有窃听器。”梅
贝说：“那可不是我们干的。”可是波利雅科夫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摆手。车开到格
兰特墓地时，在路边停了下来。四周一片荒凉。
当梅贝开口说话时，波利雅科夫似乎已经克服了对汽车里可能有窃听器的恐惧。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变卦。你说过想和美国情报机关的人谈一谈，你究竟还想
不想？”波利雅科夫迟疑了一会，然后说：“好吧，我想。”
梅贝掏出一本联合国的电话簿，说：“让我们表示一下诚意。请告诉我你们使
团里的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密码员和其他军事情报局人员的名字。”
波利雅科夫指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并承认他是负责人的助手，负责非法活动。
梅贝要他说出自己的动机。他说，他对他的上级不满，“他们不重视我的工作。”
“那你想从我们方面得到些什么呢？”“什么也不想。”但是，当他们继续谈下去
的时候，梅贝发现波利雅科夫还是有所求的。他说，有一个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在几
个月前离开纽约回莫斯科去了，走前给了他600 百美元，托他回去的时候带一些东
西。可是，他把这笔钱给花了，却又没有钱偿还。梅贝说：“好吧，我们给你这600
美元。一个星期后我在7 楼的房间里等你。”他们在汽车里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当他们离开那块阴森森的墓地时，已经快到半夜时分了。车开到80 号大街与沿河
街相交的地方，波利雅科夫让梅贝下车。梅贝就近找了一个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
的人接他回去。
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波利雅科夫被联邦调查局收买后，为了掩护他的真实身份，他们给他取了个代
号“礼帽”，因为梅贝曾见他戴过一顶白色的礼帽，颇为滑稽。
在“礼帽”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后不久，暗藏在联合国的另一名苏军情报局
的官员阿列克赛·库拉克也表示愿为联邦调查局效劳。库拉克是苏联驻联合国使团
的科技代表。他在60 年代到70 年代的15 年的时间里，向美国提供了无数的情
报，而联邦调查局则给了他大约10 万美元的报酬。联邦调查局给他的代号是“费
多拉”。在冷战时期的著名间谍中，“礼帽”和“费多拉”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象
是一对挛生兄弟。
在格兰特墓地见面后的一个星期，梅贝和波利雅科夫又在卡麦隆旅馆7 楼的那
个房间里会面。这次两人谈得非常投机，畅所欲言。波利雅科夫对他受到的待遇很
不满意。他已经43 岁，他认为他早该提升为将军了。他是乌克兰人，二次大战期
间在炮兵服役，立过功。梅贝当时也在美国陆军服役。两人谈了许多战时的体验。
这以后，他们每星期在那个旅馆见面5 到6 次。波利雅科夫只知道梅贝的名字
是约翰，但是梅贝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姓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波利雅科夫要求改变会面的地点，因为7 楼那个房间离他住的
地方太近，于是联邦调查局把他们每星期会面的地点改在麦迪森大街607 号。
在这些会见中，波利雅科夫向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提供了苏联的密写药物，使得
他们能够阅读苏联间谍的秘密信件。但是他从未提供文件，他也不愿接受联邦调查
局给他的照相机。
波利雅科夫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苏联派往美国的所谓“非法间谍”，也就是没有
官方身份的间谍，其中许多是他经手训练的。他们没有外交身份的掩护，混在普通
的美国人中间，盗用真正的美国人的姓名和经历。
跟踪有外交身份的间谍比较容易，可是跟踪非法间谍却极为困难。所以，联邦
调查局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每一点情报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联邦调查局曾经监视过一对夫妻搭档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伊戈尔和马伽
瑞塔·泰诺夫。可是他们显然发现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监视，于是在50 年代末
期在纽约突然失踪。由于他们几乎是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尖下逃掉的，弄得联邦调查
局非常难堪。所以，他们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关于这两个间谍的详细情况特别感兴
趣。有些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两口子的脱逃，可能直接导致了为美国工作的苏军
情报局少校皮奥特·波波夫的被捕。波波夫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收买的第一个苏
军情报局的官员。他是最后一个见过马伽瑞塔的苏联情报官员，是他在西柏林将马
伽瑞塔送上飞机的，而在航程的另一端，联邦调查局已在恭侯。泰诺夫夫妇发现自
己中了圈套并成功逃脱后，克格勃便把怀疑集中在波波夫身上。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在泰诺夫夫妇被派往纽约之前，他曾经训练过他们。此
外，他还训练过另外一个名叫托米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托米后来被联邦调查
局拉过去做了双重间谍，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关于另一对非法间谍罗伯特·包奇
夫妇的情报，导致他们被捕。包奇和他的妻子分别盗用了纽约州的一个天主教神父
以及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
除了这些过去的案件外，波利雅科夫还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当时尚未暴露的一个
苏联间谍的身份。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这个人，他表示愿意为联邦调查局做双重间谍，
可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一名他曾经训练过的女间谍，结
果她自杀身死。这些只是被波利雅科夫出卖的苏联间谍中的一部分。
波利雅科夫还告诉联邦调查局，苏军情报局能够听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通讯。
当联邦调查局的车辆在纽约跟踪苏方人员时，苏联情报人员可以听到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的对话。
此外，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4 个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其中纳尔森·德鲁
蒙是一个海军文书，他在1957 年被苏军情报局收买后，向苏联提供情报长达5 年
之久；杰克·敦腊普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陆军上等兵，从1960年开始，向苏军情报
局提供了3 年情报；威廉·沃伦少校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到1963
年暴露为止，他向苏军情报局提供了4 年的情报；贺伯特·波肯豪普上士是空军的
一名密码机的维修人员，他在1967 年因向苏联提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而
遭到逮捕。这4 个人中，敦腊普自杀了，其他3 个被判处长期监禁。
1962 年5 月初，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妻子怀孕了，将带着两个儿子回莫
斯科，而他自己也将在6 月份回国。他将乘座伊利莎白女皇号轮船到法国的榭堡港，
然后乘火车经巴黎到莫斯科。他将留在莫斯科等待下一个出国任务。
波利雅科夫保证与美国情报机关继续保持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必须在海外进行，
联邦调查局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协助。因为苏联方面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极其严
密的监视，波利雅科夫坚持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因为那样做过于危险。他只同意
通过所谓“死投”，即将信件投放在秘密地点的方式，以及通过报纸广告来进行联
络。
6 月初，波利雅科夫乘船去法国，他坐的是一等舱。一等舱里还有另一个乘客，
约翰·梅贝。但是，由于还有一个苏军情报局的官员和他的妻子也与波利雅科夫一
起回国，梅贝不能让人看见他和波利雅科夫待在一起，他们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轮船横渡大西洋的这段时间里，梅贝教会了波利雅科夫怎样使用美国的密码
和利用死投的方式进行联络。梅贝向波利雅科夫描述了他们将在莫斯科进行死投的
秘密地点，并给他看了照片。波利雅科夫只挑中了其中的几个，而其它的他则认为
不安全。他们还商量好了放置暗号的时间和地址。作为一个老牌情报工作人员，波
利亚科夫并不需要大多的解释。
有意思的是，苏联和美国的情报机关都用同样的方法和他们的特工进行联系。
他们在事先商量好的地方，比方说某一个电线杆子或某一个邮筒上，用粉笔做
上暗号，通知对方到某一个秘密地点去取藏在那里的信件或物品。这种不见面的联
络方式并非绝对保险，但是可以避免美方人员和他们的苏联间谍在见面时同时被擒。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较安全地传递金钱、文件、和其它的物品。对每一个地
址他们都给了一个人名，并规定男人的名字代表做暗号的地方，而女人的名字则代
表投放信件的地方。
在船上，梅贝和波利雅科夫还商量好利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进行联络。
波利雅科夫说，虽然苏联的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纽约时报，可是，作为军事情报
局的官员，这对他不是一个困难。这些广告的形式是艾德·穆迪给唐纳德·艾夫的
启事，其内容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表姐很担心，约翰叔叔也希望早
一点听到你的消息。”艾德·穆迪是协助梅贝处理这件事情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名
字。
在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很多类似的启事，
却没有见到任何反响。比如说，1964 年5 月20 日起，他们在纽约时报的启事栏
连续10 天刊登了如下信息：“穆迪致唐纳德·艾夫。请按事先说好的写信。查里
舅舅和克拉娜姐姐都很好并且希望听到你的消息。不要忘了给大卫和道格家里写信。
要出门吗？什么时候？到哪里？我们希望能早日全家团聚。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你
的兄弟爱德华和约翰·克罗斯特，新泽西。”
这一则启事的含义是：中央情报局在代号为查里的地方做了一个暗号，代号为
克拉娜的地方藏有信件，去察看一下代号为大卫和道格的两个信号点。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一直到1965 年初，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的人员那里听到，他们发现了一个暗号，并从一个投放点
取出了用密码写在梅贝事先提供的信纸上的一封信。波利雅科夫在信上说他很好，
已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可能被派往雅典。
但是，波利雅科夫并没有得到那份派往希腊的差事。直到当年的11 月，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那里得知他被任命为驻仰光的武官。因为他曾经公开到美国
大使馆去会见过美国驻缅甸武官，那人是一名空军上校。他去看这名武官的借口是
要买他的车，因为他即将任满回国。到了大使馆里面，他请求与美国情报机关取得
联系，并指定要见“约翰”。他说：“我不想和其他任何人谈。”
于是梅贝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另一条启事：“穆迪致唐纳德·艾夫。
对你的好运气感到极其高兴。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跟你联系。约翰·艾夫。”
但是，对官僚主义而言，“很快”并不等于“马上”。梅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从美国国务院得到外交掩护身份、入境签证、以及中央情报局的配合。当他到达
仰光时已是1966 年的1 月。现在他的名字是约翰·莫瑞，不是仅仅约翰，他的护
照上需要一个姓。他的掩护身份是军事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
在缅甸，梅贝与美国的武官取得联系。那位武官给波利雅科夫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有一辆车你可能会感兴趣。”波利雅科夫来到美国大使馆，梅贝在武官的
办公室里等他。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梅贝站起来迎接他，和他握手。波利雅科夫拥
抱着他，问他：“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从1966 年1 月份到4 月份，他们每周在中央情报局人员安排的安全地点见面
两次，每次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是在缅甸，波利雅科夫开始提供战略情报。
他向美国提供了关于苏联导弹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准备了详细的问题：数量、威力、
准确度，等等。
当时正是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中央情报局间得最多的都是关于越战的问题。波
利雅科夫告诉美国情报人员：“让越南屈服的唯一方法是轰炸河内。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打败越南人。”梅贝向总部汇报了这些情报。波利雅科夫向
美国情报机关详细地描述了苏军情报局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对美国情报机构提出
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回答。
梅贝在缅甸还会见了波利雅科夫的妻子。波利雅科夫说她对自己干的事情一无
所知，但是梅贝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知道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介
绍梅贝与一些苏联人相识。当梅贝后来问他：“这样做不危险吗？”他说：“不，
我告诉我的同事，我正在想办法把你拉过来。”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热爱苏联人民，但是不爱苏联政府。梅贝曾多次问他
是否考虑过叛逃，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他爱他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们。他说他愿
意帮美国的忙是为了报复苏联政府，他对他们多次不给他以应有的提升感到深恶痛
绝。
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付钱给波利雅科夫。当他离开美国时，他向中央情报局要了
一件皮大衣和一些首饰给他妻子，另外，他还要了一个好相机，大约值两三百美元，
总数微不足道。在缅甸时也是如此，除了一把霰弹猎枪以外，他从来没有要过什么。
按照他的描述，中央情报局从香港给他找到了一把。
梅贝在缅甸待了4 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算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而不是联邦调
查局的人。在3 月份，梅贝告诉波利雅科夫他实在是不能待得太长了，他说服了波
利雅科夫，使他同意在梅贝离开以后由别人和他联系。他们约定波利雅科夫和新的
联系人将在某一个时间在银亚雷克旅馆第一次见面。中央情报局将在靠近游泳池的
一个浴室里做一个暗号，然后波利雅科夫将和他的联系人在游泳池“偶然相逢”。
梅贝回到华盛顿以后会见了即将出发的新的联系人詹姆士·富林特和他的助手保罗·
狄隆。
由于波利雅科夫和前面提到的库拉克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双方都插手管
理过的间谍，两个机关分别给于了他们不同的代号，而且他们也身不由己地夹在两
局由来已久的纷争之中。麻烦是从1961 年圣诞节前开始的，当时一名叫做阿纳托
里·米海伊诺维奇·郭里岑的克格勃少校找上了中央情报局驻赫尔辛基分站站长的
门，要求庇护。他被送往华盛顿。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