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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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古 今
学界新论 民族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张兴成
学界新论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周 宁
法制经纬 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狄 马
法制经纬 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易中天
灯下随笔 胡适为马之骕证婚范 泓
灯下随笔 曾被遗忘的叶公超骆驼刺
说长论短 辩护与批判施京吾
说长论短 “民粹”误解何其多林子明
域外传真 国际关系短札：孔中的世界程亚文
其人其事 乱世三女性王开林
经典回眸 远逝的记忆何云波
刘亚丁
流年碎影 萧乾与《大公报》文洁若
书屋品茗 存在的品质郑晓江
专栏集萃 动物笔记（五）张 翔
来稿摘登 全球最小的报纸《大人》施方成
来稿摘登 生态美学的奇葩丁永祥
来稿摘登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禹建湘
封 二 靶 子黄永厚 文画
封 三 花 脸韩 羽 文画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经验告诉我们：时尚往往是一个时代或社会的风向标，它所蕴含的精神或价值悄无声息地消解着传统和习惯，“润物细无声”啊，曾几何时，更会蔚成摧枯拉朽的大潮。试想一下吧，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早已惯于“文革”禁锢之下的人们，一旦遭遇充满诱惑与欲望的奇装异服时，胸中压抑已久的对美丽的向往似开闸的洪水，顿时沸腾起来，彻底荡涤了由于荒谬的政治意识而导致的陈腐可恶的陋习与偏见。时至今日，看一看那些穿戴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亲人、朋友、同事甚或陌生的面孔满含自信与愉悦地走来时，又有多少人忆起当年生活中大大小小令人忍俊不禁的风波会演绎成眼前幸福之景的蓝缕之功呢。
人们常说，华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她为人类的进步也曾奉献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影响甚远的四大发明，境界浑成的唐诗宋词，意味无穷的书画作品，神妙不尽的中医等。但客观地看，与西方诸多民族比较而言，华夏民族自应汗颜。因为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诸如精神文明中政治领域里的范式、意义的确立，物质文明中科技领域里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重大发明创造等，大都与华夏民族无缘。几千年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几千年来的孤陋寡闻、夜郎自大，老态龙钟的华夏民族有的是摧残人性、压迫百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在人类历史上绵延最久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王权体系。
然而，可喜的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下，汹涌的资本、蓬勃的市场和飞速产生的技术完全改变了世界的图景。特别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洗礼，板结沉滞的黄土地上已荡漾起世纪的春风，以人为本、依宪治国、科学发展观……这些很早以前在西方已是耳熟能详的融铸普世永恒价值的名词渐渐成为国人的新宠。对于这个经历过许多沧桑与浩劫、蹂躏与磨难、无奈与失望的等待了太久的坚强不屈的民族来说，尽管它更多的或许是一种一时的姿态或策略，如往年阿Q“革命”似的时髦，来不及让人咀嚼其深刻的意蕴，但在新思想的流行色中，一个古老民族涅槃出全新的自我确是无疑的。而且，面对遥远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红日所放射出来的金灿灿的霞光，每一位热血沸腾的华夏子孙都应该绽开欢乐的笑脸：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梨园神
就单个行业的庞杂程度而言，今日统称为戏剧曲艺的古代梨园业无疑可独占鳌头。撇开华夏地域内数以百计之各大小戏曲剧种不讲，仅仅是“讲唱”一类，就包括说书（评书、评话）、弹词、鼓词、坠子、大鼓书、木鱼书、钹子书等等；而在说书一项中就有苏州、扬州、成都、长沙等乃至北方各地区的诸多评书讲唱；加上影戏、木偶、相声、拉洋片、杂技、魔术、卖唱等，真可谓名目繁多、千奇百态。梨园的行业神也由此呈现出极为繁杂的面貌，竟有数百位之多。
梨园业崇拜有祖师神与保护神两大类型，因时间、地域、行当等之不同而各异，又因所司职事如班主、伶人、乐师、管箱（后勤）等之不同而相左。分别有各时代稍微与音乐演艺扯上点瓜葛的传说或历史人物，如兴乐祖师黄帝、造乐祖师伶伦、正乐祖师孔子、首创伶人演艺场所“梨园”的风流天子唐明皇、既好俳优又知音且能度曲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喜好演艺的腐败昏君明武宗、唐代著名乐工雷海青和李龟年等；以及与梨园业并无任何关系的人，如秦朝二世皇帝胡亥、唐代名相魏征等；还有民间俗神清源祖师（二郎神）、老郎神、观音菩萨、喜神、田元帅、窦元帅、五猖神、吕洞宾、清音童子、开音童子、鼓板郎君、三百公公、八百婆婆、九皇神、丘老、张五等等，或牵强附会，或莫名其妙，不一而足；甚至连老鼠、黄鼠狼、长虫（蛇）、狐狸、刺猬（或加上老虎、兔子而减去狐狸、刺猬）等也合称“五大仙”，成为梨园业与娼妓业及巫师业共同敬奉崇拜的保护神。
兼具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及巫术禁忌的梨园神，展现出庞杂、虚构、附会、随意和含混等性质特征，是华夏民间俗信崇拜的缩影。
（万 方 文）
民族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
？ 张兴成
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犹如一条五颜六色、变动不居、难以捉摸的“变色龙”〔１〕。西方人笔下这条“变色龙”，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鲜明还是黯淡，都不是指向中国本身，而是出于西方自身的问题与需要，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即“文化利用”。当西方知识分子需要用外来文化批判国内的政治与现实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崇华”倾向。比如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就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他们“表达出对中国的高度赞扬……在他们看来，那个愚蠢野蛮的政府……是世界各国可以仿效的最完美的范例”（托克维尔）〔２〕。这种盛赞中国的现象后来又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上，同样也出现在六十年代西方人对“文革中国”的喝彩声中。然而，当西方人要为征服世界而提供合法性说明时，中国在西方人笔下又变得不值一提，中国人懒惰、迷信、不卫生、不诚实、伪善、墨守成规……这样一个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一个“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的民族，应当排除在世界历史发展之外，当作“非历史”而置之不论〔３〕。可见，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文化系统内部根据自身文化利用的目的而塑造出来的一个“非我的神话”，这样的中国形象已经被涂上了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有别于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形象，我们在此要考察的是以西方的读者为接受对象，即由中国人（特别是身处异域的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有关中国的物质或精神、个人或集体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自塑中国形象”。从陈季同在巴黎出版《中国人自画像》（１８８４年）和《中国人的快乐》（１８９０年）等法文作品开始，到１９１５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中国人的精神》，１９３５年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１９８８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译本时改名为《中国人》），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海外的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以及跨入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学人的著述，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关于“文化中国”的构想，等等，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全方位、多层面地向西方人描绘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生活艺术和社会现实。
一、文化对抗与精神胜利法
从晚清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在国内曾经畅销一时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著作，几乎都以反抗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为出发点，要在中西对比中纠正乃至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片面的认识、深藏的误解和可笑的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对抗很容易演变成文化自恋，陈季同在《中国人自画像》中为证明中国文化的优点，有时竟将自己的丑陋之处当作炫耀的资本。比如，对于西方人攻击的中国纳妾这一陋习，陈季同则认为，妾是中国男人“合法的情妇”，中国人非常重视种族的繁衍和人丁的兴旺，纳妾使得男人们“没有借口出外猎奇”，这就避免了欧洲社会因一夫一妻制使得男人外出偷情而导致严重的私生子问题〔４〕。这样，纳妾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有着制度上的优越性。这种看法在辜鸿铭和林语堂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在辜鸿铭看来，为妾本来就是“理想妇女”——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５〕。难怪林语堂无比地推崇沈复《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在这里，辜鸿铭也许真正道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真实的女性观。
中国人以物质上认同西方而精神上自恋的态度来美化自己的形象和传统，用精神胜利法的方式抱残守缺，以愚味对抗文明，以迷信对抗理性，这是中国人自塑中国形象中常见的现象。比如，在旅英作家虹影的《英国情人》一书中，作者描写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位叫闵的已婚中国女作家与英国著名的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的第二代传人裘利安·贝尔之间的“偷情”故事。作者极力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人裘利安的诱惑力，特别是闵施展的中国隐秘的道家养生功——房中术，使裘利安完全浸润在中国性文化的美妙意境中：闵“如歌般”的呻吟（还美其名曰“啸”，不知中国古代的高人们作何感想），鸦片馆、温泉浴中的使人飘飘欲仙的性游戏，以及由各种“野味”组成的中国菜肴……裘利安觉得“自己像一个帝王”，享受着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带来的快感，难以自拔，以致放弃了来中国参加革命“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初衷。而颇为滑稽的是，作品把那些曾经为西方社会传过来的东西，如鸦片，变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过来招待西方客人，足见中国人对西洋玩意的“创造性转化”。而裘利安这位在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不正规的性爱”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小说中说其父克莱夫·贝尔“情人不断”，母亲与一个双性恋成为“密友”，闵不过是裘利安第Ｑ个情人，等等），到中国后才终于印证了早年读《金瓶梅》时记忆深刻的“吹箫”（口交）艺术，“中国女人最爱‘吹箫’，为什么他能找到的西方女朋友，从来都不愿意，听都不愿听，有的还因为他说这事，认为他有问题，离他而去”。在裘利安这位“帝王”眼里，闵是“后宫最骄傲的吹箫手，都城闻名的艺术家”。看来，今天在西方情色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行为似乎还是从《金瓶梅》传过去的。总之，在《英国情人》里，我们随处可见“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陈晓明语）〔６〕。
中国武术是中国人征服西方的另一种值得骄傲的传统，武侠与中国功夫在西方世界大有市场。吴宇森、李安的动作片频频获奖，特别是李小龙、陈龙、李连杰等人已经成为西方人的文化偶像和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实质上不过是创造货币的“驰名商标”）。因为中国功夫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民族性胜利幻觉，霍元甲、李小龙给我们摘掉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在功夫片中，中国人战胜西方人的例子多如牛毛。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谈到，十九世纪大批华人涌入美国西部淘金时，美国就开始流行“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贬斥，如吸鸦片、甘愿受奴役的本性、残酷、暴力、乱伦、娼妓等等，主要内容是犯罪和历险。小说的基本模式是：作品中的恶棍总是一个中国人，他绑架了一位美国妇女，后来一位美国英雄救了她，最后两人相聚在一起，而那个中国人则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同时，书中还偶尔透露出美国的华人与黑人、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推翻白人统治的政治情节。当然，史景迁指出，这种小说的出现与当时美国针对中国劳工的移民法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７〕。而有趣的是，这种故事模式在当今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仍然在不断地被复制和改写。比如电影《黄飞鸿——西域雄狮》，其故事底本几乎就是一篇“反中国城小说”，影片中华人照例是白人歧视的对象，主人公黄飞鸿等成为盗窃杀人的理所当然的嫌疑者，被送上了绞刑架。不过结果改编得很有意思，黄飞鸿等以潇洒神奇的“中国功夫”死里逃生，并力惩真凶，以“刀枪不入”之躯战胜了荷枪实弹的洋人。同时影片中的印第安人也照例是华人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弱势族群和边缘人。当然，这个电影的编导们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中国城小说”，但影片无疑蕴含着以某种“玄妙高超”但并不存在甚至落后愚昧的“国粹”去超越西方强大的现代科技、理性以及种族的压制之意。华人观众在这种幻想的动作表演中既获得了视觉上的满足，同时也获得了在想象中战胜“强者”的精神愉悦。
可是中国功夫不管多么利害，西方人都不会害怕，因为那不过是提供娱乐的异域文化奇观和给跨国娱乐公司赚钱的工具而已。西方人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些“传统”或“文化的复兴”带来的“文明的冲突”。比如，他们对日本人的恐惧就绝不是日本的文化，更不是日本的“儒家文化”，日本人向西方说“不”，仰仗的是世界领先的高新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因为日本也曾经像中国一样，在遭遇西方现代性时成了西方的他者之一，被视为充满异域情调（禅宗、歌舞伎、茶道、剑道）与毫无人性的军国主义（神风突击队、忍者、生化武器）相结合的国度，既是“菊花”又是“剑”。但是当日本人在高新技术上日益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甚至美国的核武器制造业也要依赖日本的供应商时，当日本人在经济实力上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时，当日本人花巨资收购了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１９８８年以二十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１９８９年花三十四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１９９０年松下公司以六十亿美元收购美国音乐家俱乐部——环球公司时……日本人开始说“不”，他们不愿再做西方现代性的模仿者，要创造日本自己的现代性。这令当今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感到不寒而栗，甚至有美国人说，日本投资者正“出钱进入到美国的灵魂中去”。日本人说“不”的背后，是帝国主义精神的复活，他们要用“技术帝国主义”取代“可口可乐殖民化”〔８〕。日本人很清楚，“利益大于文化”，他们从不满足于在西方眼中的文化定位，日本不是“菊花”，而是“剑”，日本的文化要在索尼产品的舒适感中殖民世界，日本汽车的轮子只想踏遍全球。在此，我们无意宣扬日本人的技术帝国主义，但是今天在许多西方人眼里，日本文化已经成为亚洲文化的代表。相比而言，中国人动不动就把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