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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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是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是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是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
（注：本文引用制宪会议的代表发言，详见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胡适为马之骕证婚
？ 范 泓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即在《自由中国》停刊之前，马之骕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虽然他也在雷震手下做事，却不能与殷海光、夏道平、聂华苓、傅正这些《自由中国》社的中坚人物相提并论。马之骕当时只是经理部的经理，负责刊物的印刷与发行工作。在聂华苓女士的记忆中，那时他“对政治、时事没有兴趣……很想结婚，背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照片照了一大叠，女孩子还没有追上一个……我们为他干着急：老马要当王老五了！”〔１〕１９５８年下半年，马之骕终于决定要与沙昌佩小姐结婚了。有一天，他与同事金承艺贸然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的办公室，恭请先生做证婚人。这时胡适从美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况且又正值筹办他的六十八岁生日之际，对患有心脏病的胡适来说，多少有点勉为其难。马之骕与金承艺在前往南港时，未敢事先告诉雷震。他们深知雷公认真而又率直的性格，如若他知道了“不但不给帮忙，而且会挡驾……”谁都知道，胡适先生太忙了。金承艺是一个机灵的人，又有北大出身这一背景，马之骕之所以拖着他去见胡适，就是担心胡先生不愿出面为自己做证婚人。果然，胡适听了十分为难。据马之骕回忆，当时先生“打了个‘盹儿’说：‘证婚？这……我回来之后，还没有做过这样事，我给你们证婚倒没有关系，不过就是怕此例一开，以后朋友们都来找我证婚，那就麻烦了……’”马之骕不甘善罢，连忙说宁可结婚时不登报，也还是要请先生出面的。胡适沉默不语。这时，金承艺突然对胡适说：“之骕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的，后来听说您要回来当院长，所以才把婚期延到现在了，就是等着请您证婚的呀……”这句话不禁让胡适颇感惊讶，他想了之后，总算答应了马之骕的这一请求。出胡适办公室，马之骕与金承艺还分别向胡适的两个秘书胡颂平、王志维打过招呼，两个年轻人当时很得意，“互相投以会心的微笑”。马之骕对金承艺说：“我曾准备了很多认为可以说服胡先生的理由，结果都没有排上用场，还是你行！”金承艺一语道破：“主要还是胡先生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或者他认为推也推不掉的，干脆答应算了。”
第二天，马之骕去请雷震先生出面当主婚人。
当雷震听说马之骕已请定胡适做证婚人时，不敢相信，惊诧地追问：“你说请谁证婚？”“胡先生。”“他哪里有时间做这种事情！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呢？”马之骕只好如实相告：“……本来是想请您帮我去请的，又想到这样小事，恐怕您在胡先生面前难以启齿，所以我就冒冒失失地去了。我怕胡先生不答应，还叫金承艺陪我去帮腔儿。没想到胡先生很高兴，一口答应了。现在主婚人非请您不可，要陪胡先生嘛！”马之骕的一厢情愿，颇让雷震左右为难。虽然当时脸色不好看，但老板为其伙计主婚也不算过分，况且胡适也答应了此事，此时他不出面也不行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就在胡适六十八岁生日的第三天，马之骕与沙昌佩小姐的婚礼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依照程序，胡适不仅要为两位新人宣读结婚证书，还要作“证婚人致辞”。胡适笑着说：“……我已很久没有给人证婚了！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这么多年都住在美国，按照美国的习俗，证婚人要具备特定身份的，譬如具有神父、牧师、法官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给人证婚。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给人证婚，主要是因为不够资格。我这次回来是第一次给人证婚，而且是为‘自由中国社’同仁马之骕先生证婚，我觉得非常高兴……”〔２〕胡适还赠送了自己的亲笔题词：“花好，月圆，人寿。”席间，胡适讲了不少幽默的话。据马之骕的好友刘孚坤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先生说希望新郎尽快参加‘ＰＴＴ俱乐部’作会员，于是大家鼓掌大笑。而且在这以后的那段时期，我们这些单身汉，碰到结婚的朋友就开玩笑，问他‘你有没有参加ＰＴＴ俱乐部呀’！”若干年后，在一次旧友聚会上，已是台湾北大校友会秘书长的刘孚坤教授见到沙昌佩女士时，又旧话重提，可见当时人们对胡适先生的“幽默”记忆犹新。不过，就在马之骕举行婚礼皆大欢喜的同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却派出情治人员化装后潜入会场，暗中监视这场婚礼。这是几天后金承艺告诉马之骕的。当天“三军军官俱乐部”的老板特意找到金承艺，问：“你那个在我们俱乐部结婚的朋友是什么来头呀？可不得了，婚礼开始时，一下子来了六个特务，四男两女，叫我拿六套制服给他们穿，尤其是女服务员的制服，根本就不富裕，后来硬是把两位小姐的制服换下来，给她们穿。其中一个男的警告我说：‘不得走漏消息！’‘上桌’周围的服务员都是特务呀。……这些话千万不要告诉您的朋友，否则传出去让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找我算账的！”金承艺闻之惴惴不安，但他还是镇定自若地安慰这个老板说：“不要紧，因为证婚人是胡院长，可能是治安机关派人来保护他的。”事后，马之骕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新婚太太，以免增加她内心的恐惧；更不敢向雷先生汇报，惟恐他的火爆脾气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果堪虞”。
台湾当局之所以监视马之骕的婚礼，乃事出有因。
当时，《自由中国》半月刊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从“紧张期”步入“破裂期”（台湾学者薛化元语），尤其是１９５７年下半年“祝寿专号”引起轰动之后，当局的反应除在《中央日报》拒登《自由中国》出刊广告外，还发动党、团、军的刊物对《自由中国》进行大肆围剿，并在军中散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称“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发毒素思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组织要正视‘思想的敌人’”。文中甚至认为“毒素思想的渊源”就是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３〕。有一天，当马之骕与一位自称是“懂得政治”的朋友谈及《自由中国》时，这位朋友说：“他们（官方）把你们（《自由中国》）已经看成了‘问题人物’和‘问题团体’了，你们的意见再好，也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４〕马之骕闻之觉得不无道理，说：“假如他们把‘马之骕结婚’看成是‘问题团体的活动’，于是派人去监视，并查看有哪些‘问题人物’参加‘马之骕的婚礼’，如用这种逻辑推理，就容易找到答案了。”尽管如此，就在《自由中国》的言论引起执政当局的诸多不快，“使得双方的关系破裂以后，雷震及《自由中国》在现实运作上虽然面对更多的困难，但是，面对政治压力与言论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他们选择了更多实际政治的参与，以求改变现状。而他们与执政者在现实政治上的冲突，也造成正式对抗的局面”〔５〕。所谓“更多实际政治的参与”，是指雷震本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６〕才行。因此到了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６日，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十期上，雷震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呼吁在台湾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尽快出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为下届选举做准备。同年５月１８日，在“在野党及无党无派人士本届选举检讨会”上，与会者在猛烈抨击国民党舞弊枉法的一片谴责声中，其争论的重点遂由检讨选举转到了主张组织新党这一议题上。虽然雷震自承“这次会议，我非主动者，但是赞成人，我们不参加，他们也要自动出来组织，因选举舞弊太甚，而南韩事件〔７〕又鼓励了他们，我们参加之后，还可以防止恶化”〔８〕，但从运动一开始，雷震就成了新党运动中重要的核心人物，《自由中国》半月刊也成了这一运动的舆论重镇。但在反对党预定成立的前几天，即１９６０年９月４日，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被当局以“涉嫌叛乱、知匪不报”之罪嫌而逮捕，台湾岛内一片哗然。这就是当年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马之骕被捕时，结婚不到两年时间。他对政治素无兴趣，也从来没写过任何文章，他的被捕实际上另有深意，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与刘子英都是当局用来“陷害雷震的工具”，是事先设计好的政治剧本中的一部分。当时情治部门预设的“突破口”并不在政治背景颇有点复杂的“刘子英”身上，恰恰在这个不谙政治的“马之骕”。不料年轻的马之骕竟顶住巨大压力，始终没有“开口咬雷震”，刘子英却意外“利诱成招”，成了该案中最为不幸的一个人物。
马之骕初以“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复判时因其证据不足，才改判交付感化三年，成了他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大事件。雷震却被他的老上司、老朋友蒋介石投入大牢达十年之久。作为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马之骕是此案中至今惟一健在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出任台湾东华书局总编辑，先后有《中国的婚俗》、《新闻界三老兵》、《雷震与蒋介石》等著作问世。１９８８年，马之骕与沙昌佩结婚三十周年之际，在台湾《传记文学》上撰文以记述胡适先生为其证婚的这段往事。在文章末了，马之骕引用了当年一位未能参加婚礼的朋友对他说的话：“……第一，大家仰慕胡适，因为他倡议中国自由民主已成为‘象征’；第二，羡慕你能在《自由中国》做经理，因为当时《自由中国》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是‘象征’一个实现自由民主的新希望；第三，您结婚，胡适为证婚人，雷震为主婚人，这是民国历史上人与事的巧合……”胡适一生为不少朋友当过主婚人或证婚人，前者如徐志摩，后者如千家驹。他能为《自由中国》社一名普通职员证婚，在《自由中国》的青史上留下了另一段佳话。值得庆幸的是，胡适这个证婚人没有“败笔”，马之骕在“雷震案”中所表现出的铁骨侠义，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应有的精神气质，这多少可以宽慰胡适在面对这起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台湾最大的政治冤案时那种“大失望”的复杂心情。念兹在兹，人生有时虽不可逆料，马之骕却此生足矣！
注释：
〔１〕聂华苓：《忆雷震》，《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５页。
〔２〕〔４〕台湾《传记文学》第５卷第３６期，第６７～６８页。
〔３〕〔６〕雷震：《雷震全集》第３９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９、１４１页。
〔５〕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台湾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５页。
〔７〕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５日，韩国主要城市不断发生反政府示威游行。４月２６日，韩国发生了政变，统治十二年久的独裁者李承晚下台。
〔８〕《雷震全集》第４０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１页。
曾被遗忘的叶公超
？ 骆驼刺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在北大的叶公超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他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一面作了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