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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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之前，叶公超在清华园和浦江清谈及蒋介石时并无好感，那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
抗战期间因西藏宣言，第一次和蒋打交道时，叶公超职位低微。做了“外长”，为蒋鞍前马后奔忙，那时蒋确实要借重于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居功自傲。他曾半真半假地说过，对日和约谈判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张群是政务次长，自己是常务次长。与美国谈判签定共同防御条约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宋美龄是政务次长，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分歧，叶公超在美、蒋的夹缝中，极难应对。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外蒙进入联合国。结果叶公超被突然召回，从此他告别外交舞台，甚至连美国都去不了。
叶公超的知己陈香梅和张群是忘年交，为了叶公超的事陈香梅曾找过张。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是，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并问陈香梅懂不懂。陈香梅自然不懂。一个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帝王的心思，集权社会的秘密，这些她又怎么会懂？
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辩护与批判
——法兰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 施京吾
当罗伯斯庇尔敲响路易十六的丧钟时，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丧钟也是为他自己而鸣，断头台冰冷而坚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也切下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那坚硬的刀片落下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从容不迫。这些永远记载于史册的人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维护本阶级乃至个人的利益，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然而，不论大革命的进程是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断头台的故事多么地富有戏剧性，甚至也不论这段历史将如何地影响法国以至人类文明的进程，说到底毕竟是外化于层面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给我们介绍了多例这种“一刹那”间的历史性突变，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同样绝对地不是这类事件的典范，“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２〕。即便没有断头台的故事，没有像夏尔－亨利·桑松这样的职业刽子手，革命也将必然地发生。
当一个社会发生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剧烈变动时，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变动的理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在于她发动了一场如何伟大的革命，更在于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总结革命、批判革命，从而赋予革命永恒的价值。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在对欧洲文明的考察中发现，大凡接受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民族似乎都有这样的品德：反思与批判。恰恰，这往往是东方民族所不具备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在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没有令受害国满意的深深谢罪。而同为东方国度的中国，对自身历史中的每一个痕迹是否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专制主义的法兰西毁于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却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过改革的愿望，看到过民主的气息，看到过他励精图治的奋斗——这倒有点像中国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检，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他们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来临，所以，当崇祯吊死于自家的后花园煤山之后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毙于自己“设计过”的断头台下。在崇祯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殁的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的时期，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或者是艺术，所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一个群体的伟大。而此时的中国，却进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时代。然就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却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联系——一些著名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清朝的皇权统治进行了不恰当的赞美，伏尔泰甚至还以《热情的中国人》为题画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都像鲁迅笔下的阿Ｑ。我们不知道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想家的诱惑，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笔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图景”，或许真的唤起了“路易们”的热烈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如果是存在的话，其结果对“路易们”来说一定是可悲的：法兰西帝国垮了。专制主义的法兰西覆灭了，但她造就的却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也必然地影响远在东方的中国——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尽管并不能说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过中国皇权统治的影响，但我们却可以说，任何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都必然地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那么，路易王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思想家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做了回答。在这部书里，托克维尔所要说的是“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３〕。
当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式的剧烈动荡，导致这样动荡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而问题一定是多方面的，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兰西固然伟大，可在导致革命的原因上一点也不例外。
英法百年战争，使法国从四分五裂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法兰西，特别是经过胡格诺战争后，亨利四世建立了波旁王朝，由此法兰西开始步入专制时代。统一相对于分裂的法兰西当然是个进步，但是，集权统治不仅没有使法兰西变得愚昧，反而成为启蒙运动的一把钥匙，而启蒙运动又对人类的心智起到了极大的开启作用，使集权变得越发难以为继。一旦集权体制受到质疑，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要么与时俱进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向现代民主制度平稳过渡，比如英国，就走上了君主立宪道路；要么依靠强权苟延残喘，直到被推翻。这取决于统治者对权力本身的认识。古往今来，人类的占有欲和征服心总是旺盛的，从路易十三开始，法兰西选择的道路是更加集权和更加专制。法国，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接导致专制的并不是路易十三本人，而是他的首相、历史上著名的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他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４〕。为了维护和加强波旁王朝的统治，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自己的铁腕确立了国王的绝对统治地位。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为此，他残酷盘剥人民，死的时候，国税竟已经预征了三年，却还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５〕为了削弱贵族的力量，黎塞留还向各省派出监察官，主管地方的司法和财政，贵族则担任一些荣誉职位。可他的税赋政策和行政体系却为波旁王朝的覆灭留下了严重的、制度性的后患——当他为路易十三制定了强力敛财政策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却成了波旁王朝的掘墓人。当然，他的功绩更在于一个高度集权和高度专制的帝国在他的手上形成了，法兰西从封建主义摇身一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大本营。１６４２年，这位树敌甚多的法兰西铁血首相病故，临终前他却对神父坦然地说，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次年，路易十三驾崩。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战乱纷繁的岁月，即明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时期。到１６４４年，明亡，大清帝国始，中国由此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１６４３年，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即位，迎来了法国君主专制极盛的时期。他在位时间长达七十二年，这是中国没有一个帝王能够比拟的，即便是康熙也不过在位六十一年。同样是专制，路易十四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康乾盛世”相比，却根本无法进行类比。他“赞助”了著名的古典文艺时代，即他的时代也是为启蒙运动奠定基础的时代；而在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所谓“康乾盛世”中，我们不仅连一个二流思想家的名字也难以发现，而且这一时期是被龚自珍斥为“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的社会，我们所知道的是残酷的“文字狱”，是无情的掠杀，即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称之为“戮心的盛世”〔６〕。至今我们也想不明白的是，如今有关清王朝的文艺作品究竟反映的是怎样的历史真实？怎么把残酷戮心的历史掩盖得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但是，不论路易十四时代是怎样地强盛，正由于是同样的专制，最终却都免不了覆灭的下场。
１６６１年，年仅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与路易十三倚重首相黎塞留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在亲政的五十四年里却没有任用过一名首相。而且亲政当即，路易十四向大臣们宣布：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把亲自理政当作“国王的职业”——他最著名的治国名言是：朕即国家！就这样，由于路易十四的强力统治，法兰西曾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法兰西空前地强大。这都是建立在对外野蛮扩张、对内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的。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对路易十四进行有效地控制了。但是，不论是怎样的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走向反面，专制的成本永远都高于民主的成本。当路易十四的强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腐朽也随之而来：１７１５年，七十七岁高龄的、被尊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终于日薄西山了。
继承王位的是路易十五。这是一位著名的腐朽帝王，声色犬马，生活糜烂：“他极其厌烦政府的问题，当他不得不坐下来主持国家事务时，他‘张着嘴，说不了几句话，什么也不想’。”〔７〕他不仅大肆豢养情妇，甚至整个国家权力都由情妇们掌握着，所宠爱的两个情妇蓬巴杜夫人和杜芭里夫人的名气居然比路易十五还要响。为了满足自己的淫乐，他寡廉鲜耻地声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还屡屡把法国拖入战争的泥淖，却屡战屡败，使法兰西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可是，就在这个千夫所指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也正是启蒙运动最蓬勃的时代。启蒙运动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从狄德罗到卢梭，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代表了当时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
１７７４年５月，执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由其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