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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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４年５月，执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由其孙路易－奥古斯特即位，即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内向，温和怯弱，爱好修锁和狩猎，人称“锁匠国王”。他在位期间也曾试图修补祖辈们留下的窟窿，但是，路易十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路易十五留下的摊子又太烂。而路易十六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根本无力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选择专制制度的本身，就意味着这样政权的垮台是必然的——专制意味着覆灭！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为保卫法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在法国他们享有较高的地位。这和当时英国的情况相似。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朝，法兰西与英吉利却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前者选择的是专制，后者则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活标本。
在经济方面，导致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８〕，因为特权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迎合专制的需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贵族对王权构成威胁，就必须要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其主要办法就是给贵族以更大的利益，用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力。这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卖官鬻爵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则逐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王把贵族都笼络到身边，让他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个个都成为弄臣。于是，在纸醉金迷之间，许多贵族自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以伺服国王为荣，进行极度享乐。这样，一支能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力量就被瓦解掉了。据说，在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９〕。而国王在出卖官位给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免除贵族的税收，使他们依然拥有无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对贵族有着较大的依附性，贵族投身到国王的怀抱，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农民却越来多地成了自由民。但是，农民尽管土地归自己所有了，但负担却更重，要受到多方面的盘剥。为了维护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本来需要由贵族承担的税赋，结果都转嫁到了农民的身上，这就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１０〕——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一旦成为一种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即当权力成为商品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离没落一定不会太远了。
其后，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并壮大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金钱大肆向政府购买职位，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免税者，“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１１〕。那么，谁来维持庞大的国家财政呢？答案只有一个——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因此托克维尔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１２〕革命爆发于法国在经济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巩固专制制度，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国王建立了两条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体系。法国的行政官员通常由国王任命的人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往往又驾驭不了贵族，而贵族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且并没有行政权，却要担负对国民的教育的行政义务，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即行政官员统治着法国，荣耀却属于贵族，他们相互排挤、指摘，往往使法兰西的政体混乱不堪。在路易十四时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级会议，剥夺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服膺国王的统治。
这种混乱的行政体制，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最严重的劣根性，即它使“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１３〕。此时人民尽管还服从于当局，“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激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就那么“偶然地”激动了一下，却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暴力导致的是更加暴力，专制导致的是更加专制，罗伯斯庇尔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较当时欧洲的情况，法国的民众对压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还在于，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盘剥都是非法的，不论这样的盘剥来自于国王还是来自于政权。更进一步言，当人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就必然地产生仇恨。而法国的人民就产生了这样的仇恨。这时，要么接受封建主的统治，退回到封建社会，要么就爆发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兰西选择了革命——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兰西掀起了理性主义哲学、古典主义文艺和启蒙运动三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外，还有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对法兰西民众思想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的精髓是对思想自由的极度摧残，在这一点上，法兰西所有的国王都是不及格的，这与他们的中国师傅们相比，就绝对是幼儿园的水平了。笛卡尔主要活动于路易十三时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则大多生活于路易十四时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时代更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变革的理论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动”了。
尽管如此，统治者们并没有放弃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尤其对报纸“舆论导向”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决定法国的第一家报纸《法兰西报》由政府监督编排，要确保该报“凌驾于其他报刊之上”，并且要尽量登载一些“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舆论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专制统治的惯用伎俩。这样做，或许可以堵住自由的声音，但同样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当人民为专制而牺牲，那么，统治者也一定会为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国的帝王们还没有对书籍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虽然并不缺乏对文人的迫害，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文字狱，更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是法国永远值得庆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启蒙运动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因此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尽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对权力的过分迷恋最终没有使他顺应历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他失去了主动改革的机会。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义，又进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于是，波旁王朝完了，一个专制的时代结束了。
托克维尔说，这场革命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１５〕。
尤有戏剧性的是，与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礼相比，路易十五由于太过腐败，他死后是在夜间悄悄地下葬的；至于路易十六，则只能由断头台切下他的头颅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许是波旁王朝留下的专制的痕迹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法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复辟；同时，拿破仑的称帝使法兰西依然染上了专制的色彩，可见专制的后果可谓灾难深重，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不能彻底洗涤旧制度中所有肮脏和腐烂的东西。但是，共和毕竟战胜了专制，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而转折，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
托克维尔以他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样板之一，这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注释：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页。
〔４〕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页。转引自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５〕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页。
〔６〕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７〕（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页。
〔９〕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页。
“民粹”误解何其多
？ 林子明
关于民粹主义，最常出现的误解是对“民粹”二字的望文生义。《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一书就有这样的解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１〕
《环球时报》的《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一文这样说道：“民粹主义运动发源于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代表人物拉甫罗夫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采用个人暴力甚至恐怖手段，占领并发展村社，进行社会改造，认为这样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主张被称为民粹主义。”〔２〕
《炎黄春秋》的《由民粹主义想到的》一文这样说：“俄国那些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俄国应避免重蹈西欧前辙，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民之精粹自居，以代表人民命运和历史趋向的先知先觉者自命，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运动，推翻沙皇政府。”〔３〕
诸如此类、自由发挥的说法还不少，这与俄国人自己的说法差得太远了。别尔嘉耶夫说：“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他对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是：“民粹主义”等于“良心的劳动”，等于“罪孽感和忏悔意识”〔４〕。列宁说，民粹主义是“社会思想的巨大时期”（可没说“自认为人民的精粹”）。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召开）曾这样评价民粹派：“……‘到民间去’吸引了他们，为了人民他们曾经受苦，坐牢，被流放。他们用革命的思想鼓舞了人民，对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都各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一直赞扬群众的高贵精神品质。简单说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人民看作自己的神灵……”〔５〕
究竟“民粹”二字应作何解？在俄语中“民粹”一词的词根是“人民”，整个词含有“归宿于人民”之意。如果进一步扩展，它还有“向人民靠拢”、“惟民是从”的含义。对民粹派不公正的评价始源于《联共（布）党史》，但即使是《联共（布）党史》，也没有“人民的精粹”之类的解释，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联共（布）党史》一书的解释是这样的：“民粹”——来源于“到民间去”。原话是这样的：“……革命的知识青年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工作，即当时所谓‘到民间去’。由此就有‘民粹派’这一名称。……”〔６〕
中国学者并不都持“人民的精粹”之类解释。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一书指出：“……民粹派一词是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得名于他们七十年代中期‘到民间去’，把这些到农民中去的知识分子称作民粹派。”〔７〕
还可以找一些其他国家的书参考。例如，日本传记作家衫森久英写的《神秘的驻外武官》提到俄罗斯革命运动有一段话：“……知识阶级到广大的人民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进行启蒙工作，号召必须打倒专制政治的运动。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称之为‘民粹派’。这是从‘到人民中去’的俄语转化来的。”〔８〕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著名的《灵魂颂》原传是渣滓洞难友献给江姐的颂诗，后确认是献给另一位女志士的。诗中用具有高尚灵魂的苏菲娅来比喻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取其精神，应该说并无大错。而且在许多献给革命烈士的诗中，《灵魂颂》算是非常感人的一首。
有这样的史实，即，“文革”前周总理观看文艺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曾提出不宜用苏菲娅形容共产党人”。叙述此事的《南方周末》在此处加了注释：苏菲娅是“俄国虚无主义者”〔９〕。
民粹派（包括之后的民意党、社会革命党）是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被戴上“虚无主义”帽子的。前清末年的进步人士极其崇拜民粹派，可是崇拜之余，“虚无党”照称不误。流传到今天，民粹主义仍时时与虚无主义挂钩。
虚无主义否定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价值：艺术、文明、伦理、道德、亲情、友谊、爱……民粹派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先看一小段苏菲娅牺牲前写给她母亲的绝笔信：
我的亲爱的，无上宝贵的妈妈！我总想着你会怎样，这个念头一直在压着我，折磨着我……我对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悲伤，因为我早已知道，早已等待着这个迟早必不可免的悲局了……我一向遵循着我的信念生活了过来，我无力违反我的信念……我无上宝贵的妈妈，惟一使我无法解脱的便是你的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来减轻你的悲痛……〔１０〕
薇拉·妃格念尔（民粹派女革命家，被沙皇政权囚禁了二十二年）曾这样描述与自己同牢狱的同志柳德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了解她的个性，谁都会不觉地自问道，她的仁慈与柔爱怎么会和革命的暴力与流血调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劳工阶级遭受的残酷的掠夺使她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公开活动之不可能与专制对个人之野蛮的压迫，又把她造成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