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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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又有一个“恶人”本·拉登用两架飞机炸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美国又一次毫不犹豫远涉重洋，打垮了本·拉登的背后帮凶“恶人”塔利班，然而最想搜歼的“恶人”本·拉登至今却仍然生死不明。看来美国在阿富汗还得这样搜歼下去，只是不知道亚当斯一百年前所说的美国的“灵魂”，现在还附不附在美国身上？
安全与武库的悖反
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５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在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中，即使军备增加了，但国家的安全很可能反而减弱了。”
人们一向认为实力是保障安全的惟一通途，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五十多年前美国刚刚制造出原子弹的时候，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安全感的国家，因为美国拥有一种“极其可怕的武器”（杜鲁门告诉斯大林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敢于威胁美国。在苏联不出几年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后，美国人感到自身铜墙铁壁似的安全网已经被打破了一个小洞。不过随着更新型的武器——氢弹的发明，美国人还是认为有了一个小洞的“铜墙铁壁”仍然可算得上是一个“铜墙铁壁”，并且因此而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及至后来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同时发明了弹道导弹后，美国人才在安乐声中如梦初醒：原来“铜墙铁壁”也不过是纸做的假冒伪劣产品，最强大的武库建立起来之时，也是国家安全最脆弱之时！
然而美国似乎并没有真正醒过来，它今天吵嚷着要搞反弹道导弹系统，分明还在做着“铜墙铁壁”的好梦。这样的好梦能做多长呢，我们且走着瞧。
“巨洞”理论
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向美国建议两国进行核禁试谈判时，两位美国人艾伯·特拉特博士和爱德华·特勒博士发表了一个名为“巨洞”的理论，说很小的核爆炸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内“隐瞒”起来，而不被发觉。
要隐瞒住一个两万吨级核武器的爆炸，必须要多大一个洞呢？直径至少需要五百英尺，而且，洞穴必须处在地下三千英尺的地方。而世界上已知的最大岩穴之一卡耳斯巴德洞，也只能顶住一万吨级的爆炸力。如果人造这样一个“巨洞”，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假设是在一个盐场上，那就需要搬走两千万吨的盐（美国在１９５９年全部盐产量为五百万吨），成本超过一千万美元，并需要二年到四年的时间。
不知道当时的苏联人到底有没有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巨洞”来？
“不信任”先生
在美国的那些冷战斗士中，“不信任”先生杜勒斯，大概是最为敬业的一个。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曾经努力以对俄国人微笑来作为政策的替代物，但是这种和平主义总是遭到他的政府内二号人物国务卿杜勒斯的强烈反对。在１９５３年邱吉尔提出召开美、苏、英最高级会议时，杜勒斯不假思索就加以了拒绝；在１９５５年艾森豪威尔试图邀请苏联元帅朱可夫访美时，又是杜勒斯毫不含糊予以了阻挠；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杜勒斯还是想也没想，坚决不同意以美国撤退两个师来换取苏联撤退驻在匈牙利的两个师的建议。
１９５５年，在苏联接受美国的裁军建议后，美国国务院反把它撤回，当时杜勒斯摆出的一个论点是：“你不能把你不信任的力量联合起来作为安全体系的基础。”从此以后，“不信任”成为了美国政策的基调，杜勒斯先生也因此“流芳百世”。
肯尼迪的政见
１９５９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时任参议员的约翰·Ｆ·肯尼迪对苏联人说：“我们相遇于最高级会议中总要比相遇于战争边缘上好得多。”艾森豪威尔是在最高级会议中见到赫鲁晓夫的，而事隔不久，肯尼迪却在战争的边缘上同苏联人对峙（古巴导弹危机）。
公正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被人们称之为“和平王子”，他认为自己作为总统的任务是寻求“公正的和平”。然而吊诡的是，就在艾氏一心为了与苏联“公正”地建立起庞大的核武库的时候，美国和世界却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古巴导弹危机后，他的继任者肯尼迪后来在美利坚大学演讲，呼吁建立不依靠于实力的和平时，然而遭到了他的将领们的普遍反对。
是应该“通过公正取得和平”还是“应该通过和平取得公正”？美国政论家李普曼说只能选择后一种。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所喜欢说的话却仍然是“公正”。
杜鲁门与原子弹
１９４５年美国对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后，杜鲁门总统的解释是，这些炸弹是用来“缩短战争的痛苦的，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的”。他这样说的依据，是担心日本不会投降。但事实上，美国本来就没有任何计划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以前对日本东部诸岛进行登陆攻击。而且，在原子弹实际投掷之前的一个月，美国就已知道日本政府在通过它的驻莫斯科大使向世界求和了。
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理由其实是为了阻止俄国介入对日本的瓜分，不过这样的考虑，杜鲁门从来没有去说。
“唠叨”的哲学
那个在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后来变了，他一再主张美苏两个核国家应该恢复接触和举行最高级会谈，但他的意见却一次次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拒绝。１９５４年６月，在围绕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和谈期间，邱吉尔又一次针对美国的战略假说就东西方冲突的问题直率地宣称：“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我赞成我们应当试试和平共处，来一个真诚的尝试……我恳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领会巨大物质福利的前景；如果一定要我作一次预言的话，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不会抛弃这样的机会。”
要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了“唠叨又唠叨”的好处，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
政治疆界与军事疆界的同步率
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认为：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一定会出现。二战结束之际，美国、英国、苏联军队同时开进希特勒的德国，这些军队迟迟没有撤退，于是以中欧为界，西欧国家和美国建立起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欧国家和苏联建立起了华沙条约组织，世界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中一晃就是半个世纪。
最近几年来，美国一直在为“接触”还是“遏制”中国而举棋不定，为此，兰德公司后来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接触性遏制。据说它现在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视中国为“朋友”了，中国和美国因此分属成了两个政治世界，这几年从我们便屡屡听说起“美国战略东移”、美国的军事部署开始偏重于东亚西太平洋海域的事实中可想而知。
李普曼的那句话，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存在着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一定会出现。
与“魔鬼”共舞
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过一句让他的国家吃惊不已的话：“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对此，基辛格评价说：“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党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所举出的另外一个事例与尼克松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邱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也曾说过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邱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
基辛格和尼克松眼中的所谓“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其真义也就在于：能不能与“魔鬼”共舞。在基辛格看来，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重要标志。
不是“反苏”，亦非“亲华”
１９７２年的尼克松访华，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美国“亲华”的开始。事实到底如何呢？且来看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的说法。
在基辛格开展对华秘密外交期间及之前，当时的美国朝野上下在对华关系上曾经有过三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一种是“亲斯拉夫派”立场，认为苏联担心中美勾结，因此，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因此，美国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与之相反的是一种现实政治观，它力促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还有一派是“亲华派”，他们认为同苏联的关系不应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增加苏联的不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应根据其他考虑来进行。基辛格赞成哪一种态度呢？他说：“毫不奇怪，我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的。”
现代国际关系不是一种善恶之争，而是一种复杂的网状结构。美国与中国的接近并不是因为“亲华”，也不是为了“反苏”，它服从于现实世界的权力与利益的平衡需要，道义与意识形态应被放在一边。联系到当下还在展开的对日关系的激烈论争，基辛格所说的“现实政治”，是不是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更多注意呢？！
学者与政治家的道德观
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卸职之后曾经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无疑也是一位渐进主义者，他曾经主张与“魔鬼”共舞，而且说，“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在基辛格眼中和手下，因此是非道德化的，学者和思想家所习惯的绝对化的道德准则，无法构成政治家和行动者操作具体问题时的最高依据。
“真正”的现实主义
美国的“单边主义”，近几年来越来越多成为一个话题。而且最近看到一种观点，说单边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因为它直接诉求强权，迷信武力。
现实主义就是一定会“单边主义”吗？三十年前的一位著名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却说：“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特别是在与朋友的关系上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政治上的多极化，虽然难以习惯，但却是出现一个创造性新时期的先决条件。一个平衡力量对我们会有好处，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是痛苦的。”基辛格因此提出：一个有独立性的欧洲对美国是有利的，一个有独立性的亚洲对美国是有利的：“我深信，一个要想在国际上起作用的欧洲，即便偶尔固执己见，也比一个以追随美国领导为名、实际上推卸责任、无所作为的欧洲，对我们更为有利。”
在多极化与霸权之间，基辛格倾向于前者，这一点他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改变。“现实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鸟”，我们似乎应该睁大点眼睛来看看。
乱世三女性
？ 王开林
乱世自有乱世的凶险，乱世自有乱世的美丽，乱世自有乱世的凄凉，乱世自有乱世的荒诞。相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乱世至少具有双重意味：其一，她们要遭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欺凌；其二，她们在寻求生机和出路的过程中被造就或被毁灭的几率非常接近。一大堆民国史料摆在眼前，有三位女性的事迹格外吸引我的视线，她们身上均具备非同凡庸的男儿胸襟和须眉气概，智慧之出众，勇毅之超群，甚至连某些饮誉国中的“奇男子”和“伟丈夫”亦稍显逊色。但她们的心性和志向迥异，所选择的人生路径也截然不同，一个成了疾走狂呼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成了报仇雪恨的侠客，还有一个则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在乱世中，她们的传奇故事宛如沾染了泪光和血色的霜天风景，特别醒目，也特别惊心。
一、唐群英：女权和女拳
１９１２年，清王朝彻底覆亡，中华民国取而代之，中国妇女的命运开始出现千载一遇的大转机。但男权社会依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堡垒，当权者并不急于给还女性被剥夺达数千年之久的诸多权利。迟至１９２３年，在某些地方，女学生剪齐耳短发、穿齐膝短裙仍要受到责罚。迟至１９２８年，妇女骑自行车引起路人围观，还会被抓到警察局，课以“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的罪名。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国难日殷，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思秣马厉兵，抵御外侮，竟然舍本逐末，下令将街上穿短袖衣、露胳膊肘的摩登女郎抓到军法处关、禁、闭，一时间，济南城中时装为之敛迹。前路固然千难万险，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却并没有望而却步，秋瑾的同窗好友唐群英（她俩是东京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的同学）便适时地挺身而出，决意为女性争权利，其内容包括求学的权利、就业的权利、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还有重中之重的一项，即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唐群英认为，中国女性理应冲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去，与男性政治家并肩治国。
唐群英（１８７１～１９３７），湖南衡山新桥黄泥町人，其父是湘军将领。家风所致，唐群英从小性情豪爽奔放。她在家做闺女时便骑马，击剑，吟诗，“常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二十岁那年，迫于母命难违，唐群英嫁到湘乡荷叶冲，与曾国藩的远房侄儿曾传纲结为夫妇。此后，她与同样雄心万丈、深感闺中寂寞的秋瑾一见如故，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一吐胸中的郁闷。
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７年这两年间，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然后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绪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精神，决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弱者形象，她博览群书，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思想出路。有一次，她偶然读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其中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女人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