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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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１９０４年，唐群英在秋瑾的感召下，仗剑去国，漂洋过海，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日本，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智勇双全的女将。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唐群英敢为人先，成为第一个在花名册上签字的女会员（她还是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１９０７年，秋瑾在绍兴被捕牺牲，唐群英既为痛失好友和同志而悲痛，又为革命仍有继起者感到欣慰。这一层意思从她撰写的挽联中不难看出：
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
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
唐群英留学日本期间，曾被推举为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书记和会长。她创办杂志，激励女界同胞，在国家内忧日深、外患日亟的危险关头，疾走狂呼，与热血男儿奋袂争先，同尽爱国救民的天职。唐群英精力旺盛，魄力巨大，其一呼百应的凝聚力也非常人可及。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统领一支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追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前往武汉，担负起战地救护伤员的重任。１９１２年２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唐群英以“女界协赞总会”的代表出席，受到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接见，并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在中国近代，女子关心政治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契机。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４日，为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由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汪康年组织，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会上，花季少女、年仅十六岁的薛锦琴登台发表即兴演说，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震动。保守派认定“少年女士当众演说殊为可鄙”，改良派则盛赞“薛女士在张园演说，实为我国从来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国家不强也”。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同样表示激赏：“此女士对大众演说，通晓事理，热心爱国，实足令我西人钦佩。”无论如何，薛锦琴登台发表政治演讲，既是中国女性破天荒的举动，也是中国女性不遑多让、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
中华民国初建，万象更新，百废待举，再加以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然只是一句停留在纸上的空谈而已。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为女子参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因此各地妇女纷纷组织参政团体，从中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活动家，例如林宗素、吴木兰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女子同盟会”，王昌国、沈佩贞在湖南组织“女国民会”和“女子尚武会”。唐群英无疑是这些妇女运动领袖中最勇敢最果决最刚毅的一位。她对当局的虚与委蛇十分不满，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呼吁，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奋起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０日，唐群英做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动作——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其直接动机便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
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唐群英牵头向参议院递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阐明“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全部主张和要求。然而，宋教仁领导的法制局对女界一波强似一波的吁求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后由该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竟删掉了“男女平等”的条款，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同年３月２１日，唐群英率领女界代表二十人参加参议院旁听，对“男女平等”一项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在会上双方固执己见，互不相让，发生了正面冲突。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唐群英被推举为会长兼文事部长，会议通过了由她主持起草的十一条政纲，明确提出“本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还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明“南京参议院所颁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宋教仁对新兴的女权运动都不够重视，而且在认识上有相当大的偏差，他们均将女权问题当作应该滞后考虑的次要问题，像“女子在国会中的选举权和被举权”这样的项目便被他们干脆晾在一旁，遑论他人？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同盟会联合其他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再次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虽经唐群英等女界代表据理力争，但“男女平权”的条款依然没有写进正式党纲。这自然招致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的集体抗议。质询之时，宋教仁、林森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二话不说，便左右开弓，当众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响亮的耳光，算是为女界同胞猛出了心头那口恶气。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彩场面。唐群英以她勇武的举动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闺中弱质，她们的政治权利不容抹煞！
唐群英的个性刚强而执著，她发表宣言书，誓不妥协，“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无”，其立场之坚定令人吃惊。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唐群英被推选为本部总理。而各省设立支部，其声势之浩大，成为当年中国政坛最醒目的风景之一。
在唐群英看来，争取女权固然重要，但唤醒女界广大同胞才是当务之急。１９１２年９月，唐群英在北京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声称“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其后，她又创办《亚东丛报》，其宗旨一以贯之：“本报提倡女权，发挥民生主义，促进个人自治。”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６日，唐群英、张汉英、丁步兰等留日归来的同学还联手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张妇女报纸《女权日报》，极力标榜“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
袁世凯高压专制期间，北洋政府严令禁止女子参政，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逆流。１９１６年初，教育司长史宝安在讲话中宣称：“女子参政，不适于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惟一天职。”封建礼教的全套锁链又悉数摆弄出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勒令解散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该会名下的报馆，下令通缉唐群英。在此危急关口，唐群英得友人暗助，逃往天津，乘船至上海、香港，取道河内，于１９１５年初经由昆明辗转回到家乡衡山。
主观愿望强烈，才能出众，而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成熟，这既是唐群英的个体悲哀，也是当时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的集体悲哀。唐群英四十三岁之后痛感女界同胞的识见严重不足，遂致力于启蒙教育，她倾尽全力，一举开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在生命的后二十年中，唐群英为母亲守墓，在家乡办学，既倾尽了心力，也倾尽了财力，但她无怨无悔。民国政坛的深度黑暗令她失望，妇女解放运动的绩效平平却并没有令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干自己认定值得一干的实事（启蒙办学）。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风云女杰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的功业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鲁迅不愿做空头文学家，唐群英也不愿做空头政治家，她选择办学而不是继续从政，这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也有人认为她的选择值得称道。如果中国有一万名唐群英这样的女杰心无二骛地办实学，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又何愁不能早日成功！
二、施剑翘：快意恩仇
民国政坛刺杀成风，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均为遇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政治暗杀莫不成为历史上的重大疑点。当然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决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以男性的歧视眼光看来，此等行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施剑翘。
施剑翘（１９０５～１９７３），原名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父施从滨是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大军阀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游戏通例，下令斩决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痛彻心肺，立誓为父报仇。有诗为证：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当年，女子抛头露面尚且不易，要手刃孙传芳这号统兵百万、防卫森严的大军阀就更是难于上青天，因此之故，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叔叔的儿子）身上。施中诚童年丧父，施从滨夫妇对他关怀殷殷，视如己出，并尽心尽力加意栽培。施中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得到伯父扶助，官运享通。施从滨遇害后，他更是因祸得福，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虎皮交椅。然而，这个人却并不是铁骨铮铮、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他不愿断送掉锦绣前程，去为伯父讨还血债。施剑翘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之断绝兄妹关系。
三年后，施剑翘又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人叫施靖公，是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当他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而且义形于色，将胸脯拍得山响，毅然决然地表示：待时机成熟时，自己愿替施剑翘去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世间居然还有如此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士，施剑翘内心充满感激自不待言，她甚至觉得，能嫁给这位侠肝义胆的热血男儿，真叫苍天有眼，是自己莫大的幸运。然而，结婚后，施靖公留恋温柔之乡，迟迟不见动静，把为岳父报仇的誓言抛之脑后。当施剑翘提醒他先前的承诺还未兑现时，他便巧辩开脱：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恶狼与绵羊的仇恨永远无法清算。孙传芳是嗜血魔王，一生杀人如麻，结下的仇家数也数不清，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不去索取他的狗命，也自然会有人要收拾他。
对于这种食言自肥的懦夫，施剑翘还能有何好感？有何期待？１９３５年６月，施剑翘带着孩子毅然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世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施剑翘坚信，自己虽是一介弱女子，又何尝不能做那非常之人？要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手刃寇仇，一雪心头之恨。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那位五省联帅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哪怕片言只语，她也不肯遗漏半个字。
孙传芳鬼蜮其心，豺狼其性，专以寡人妻、孤人子、墟人庐、堙人井为赏心乐事。他曾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这样极端无人性无人气无人味的话，竟然视血流成河为人间最佳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尽管他不曾像明末四川魔王张献忠那样立一块臭名昭著的“七杀碑”，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被孙屠夫虐杀的生命未必就比张屠夫少。他不止一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那副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来做挡箭牌。可是无论他怎样掩饰，穷凶极恶的魔鬼魔王与侠肝义胆的烈士名士仍旧无法等量齐观，同日而语。孙传芳为了粉饰门面，笼络人心，曾恭请“民国之祢衡”章太炎前来帅府投壶（一种投矢入壶的古老游戏，是酒宴上的余兴节目）。但这除了使章太炎的晚节蒙污外，并未收到别的奇效。孙屠夫依然还是孙屠夫，穿上花花绿绿的戏装故作高姿态，也不会招来多少台下的喝彩声。
孙传芳没少树敌，没少结怨，仇家之多可想而知，但施剑翘并不寄希望于某位虬髯客那样的侠士从天而降，替天行道，将他连根铲除。她要亲自动手，把孙传芳打入十八层地狱。不错，这是她今生最大的愿望。有的人为信念而活着，纵然面对刀山火海也无所畏惧，只要能达成目的，身死百次也甘之如饴。古代的刺客专诸、聂政、荆轲是如此，施剑翘也是如此，她要做一位浩气长存的刺客，消灭元恶大憝，铲除天下公敌，又岂是报一己之私仇那么简单？！这种思想的深刻转变总共花去了她十年时间。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施剑翘屈指一算，从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父亲被冤杀到现在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恰好十年。此前，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吴佩孚的军队与北伐军在汀泗桥正面交战，结果被杀得丢盗弃甲，落荒而逃。孙传芳不相信北伐军能摧枯拉朽，也不甘心失去江西这块风水宝地，他亲临九江督师。结果，支撑到这年年底，赣军全线崩溃，孙传芳满盘皆输。五省联帅眼看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只好灰溜溜地跑到大连，求奉系将领韩春麟出面斡旋。张作霖便收留了这位丧魂落魄的败军之将。张作霖打的是如意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