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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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尔仅仅是一个在政治与文化水平上都需要启蒙的学生。也就是说，保尔完全是被动的，他似更愿意充当一个启蒙、教化者的角色。当保尔疾病缠身，有可能被“集体”遗忘时，他向组织提出的要求就是：“派些年轻人来吧，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都是属于需要教育的对象。
　　而保尔与达雅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需要把达雅从那种凡俗卑微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我注意观察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成长，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保尔以其圣徒般的“救世”意识，终于将达雅从小资产者的包围中拯救出来，开启了她的革命意识。他们婚后，失明了的保尔从事写作，“觉悟”了的达雅将自我的个体人格也融入了群体之中，“经常晚上很迟才从工厂里回来”，一回来，就躺下睡觉了。保尔一方面把这一切看做是意料之中、理所当然的事：“以前，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对他有更多的照顾、更多的温存。但是，那时她仅仅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另一方面，在他与写作助手加莉亚的相处中，反而产生了“人之常情”：
　　工作越接近尾声，他越难控制自己，那些平时被他用坚强的一直禁锢起来的各种感情都蠢蠢欲动，力图摆脱控制。忧伤，以及各种感情，他必须加以控制。他要是屈服于其中任何一种感情，那么事情就会以悲剧而告终。
　　这又是新一轮的诱惑与考验。而这诱惑常常并非来自身外，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作为普通人的凡俗的情感。这才是最令人防不胜防的。
　　二
　　尼古拉耶夫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２〕中认为，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真实事件与意识形态的强制、个人体验与革命者的道德律令之间的难以察觉的“缝隙”中创作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问题》〔３〕２００１年７、８月合刊上发表了伊·孔达科夫的《我们苏联的“一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该文详尽分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为它复兴新东正教，寄希望于多灾多难的人民；它叫人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创造，尽管历经磨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体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保尔也就成了一个俄罗斯圣徒式的形象。
　　但是，理想主义走向极端，却可能成为乌托邦。乌托邦作为高昂人类精神的一面旗帜，设计者可能是崇高的，而实施它的人却往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特别是当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建立在人人大公无私的这样一个假设上，或者寄希望于通过对人的思想的改造上，社会往往难免走向宗教式的乌托邦，走向禁欲主义。保尔往往把正常人的生活看做庸俗的生活。就像有的同志喜欢说点带浑的笑话，年轻人在跳舞中玩点爱情游戏，保尔把这一切都当做小市民趣味，认为“不成体统，荒唐可笑”。小说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革命者也需要“凡俗”的情感，正像丽达最后的那封信对保尔的劝导：“你不应当对自己过于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斗争，而且还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但另一方面，这一切又都要被置于革命的道德律令之下。身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的奥列申斯基，“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追求过丽达，丽达则认为奥列申斯基不可能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做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的同志”。保尔第一次碰到丽达同志的时候，首先产生的也是“丽达是个女人”的欲念，但他马上反省自己，与这一“错误欲念”进行了斗争。
　　在阶级观与人生价值观上，作者可谓立场鲜明，但小说的局限也就在这里。就像那段关于人生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如何度过？小说却只提供了惟一的一种选择：“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而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上帝与羔羊的关系。解放者有一个预设的前提：“羔羊”们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且，解放者也从来无须考虑：被解放者是否愿意？这是一种“真理”的话语霸权。福科曾经说过：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致于是如何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展示的恰恰就是“真理”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人的过程的。保尔不属于那种思想型的主人公，正像董健先生在《“保尔热”下冷思考》〔４〕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保尔“苦大仇深”，“爱憎分明”，迷信政治领袖，一切服从“集体”，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是有可能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的。因此，小说对领袖的神化，对自我、个性的压抑，为斯大林主义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语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它与《母亲》、《铁流》、《恰巴耶夫》等作品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作为一种“成长—启悟”模式，主人公处在两个时代的边际，时代的发展启发了主人公的思想，而主人公的成长又成了他自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一种象征。这些小说对发展中的现实的揭示，它们所体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其所担负的文学的教育与拯救功能，使其一度成为苏联文学的主导话语。
　　正因为这些经典作品处在“中心”，便会不断有处在“边缘”的其他作品，与其“对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个情节：写保尔为了将自己的个性融在集体之中，曾参加到一个五个人组成的“公社”之中，大家同吃、同住，薪水、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在保尔对这消除了一切“私有性”的共产主义充满憧憬时，在这之前或同时代就有一些作家看到了“乌托邦”的荒谬的一面。如扎米亚金的《我们》（１９２１），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１９２８）、《地槽》（１９３０）等。《我们》（１９２１）所写的那个“大一统国”，“大恩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名字，而只有代号。“号码”们全部住在通体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彼此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连做爱，都必须持人手一份的粉红色分配卡，在四十八小时前提出申请，而后才能在规定时间里领到一个性交伙伴和一张聊作短暂遮掩的窗帘。就这样“我”全部被置换为“我们”。而《地槽》，写一群工人被指派建造一座可供全世界无产阶级居住的大楼。这些瘦骨嶙峋的工人疯狂地劳作，惟恐“被新生活拒之门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可以住进这栋楼中，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代表“全体无产阶级”。他们属于抽象的“人民”，但并没有作为“个人”的权利。苏维埃工会主席跟他们说：“社会主义没有你们不要紧，而你们没有它就白活了。”
　　当个人完全依附于共同体，个人的价值也就只能体现于“我们”中。保尔因为生病、瘫痪、失明而痛苦，但最痛苦的就是自己有可能掉队，被摒弃于集体之外，完全处在“个人”状态中。所以他一次次隐瞒病情，请求给自己分配工作。最后终于在另一条战线上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写作。当听说小说即将出版，保尔为此欣喜若狂，“现在他又拿起新武器，回到队伍，回到了生命”，其生命重新获得了价值。而像《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却始终处在风雨飘摇中，不肯将个人交给某一个群体。在日瓦戈看来，将个人完全献出去，像安季波夫一样，便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某种思想原则的化身，因此宁愿做时代的零余者、流浪汉。保尔一心向往代表革命的城市而跟乡村决裂，葛利高里和日瓦戈却始终有一种回归土地的冲动。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农作生活中，曾经获得暂时的宁静与安详，而葛利高里始终战战兢兢地紧抓住土地。小说结尾，葛利高里孤身一人，回到故土，“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多少个不眠之夜幻想着的愿望终于悲剧般地实现了。
　　如果说以上作品都不过是跟主流文学的潜对话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癌病房》，却在直接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话。《癌病房》第一个提到保尔·柯察金的是新潮少女阿霞。她是一个中学生，时装、跳舞、享乐、性交是其生活的全部乐趣。谈起老师出的作文题《人为什么活着》时，老师提示他们“你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怎么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抱什么态度”，阿霞对此颇为不屑。她向病友说起自己和同学的态度：“什么态度？那就是问：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做。我们都写上：我们也会这样做，都快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叙述者暗示读者：保尔·柯察金的崇高形象在阿霞们的心中，只是一种来自上面的强制。而对于那些患了绝症处在死亡线上的人来说，“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究竟如何活法？小说中的一个病人曾说：“学校里是这样教的，‘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对不对？那就是说，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是吗？”理想主义的壮志豪情，就这样稍稍一引申，便被消解了。年轻的保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在牢房里曾毅然拒绝了一位姑娘合乎情理的请求，因为那姑娘不愿让那些当匪兵的畜生首先来享有她的贞操。而在《癌病房》中，一位姑娘因患乳腺癌，左乳马上要被割掉，她敞开晨袍，请求同病房的焦姆卡最后吻她一回。“嫩红色的乳头”如太阳般滚来时，焦姆卡“怀着感激、狂热的心情像猪崽用急切的嘴唇拱向这弯溜溜、沉甸甸地悬在他脸上的整个乳房”。在这动物性的狂吻、“嫩红色的冲击”中，保尔·柯察金所构建的神圣大厦，转瞬间便轰然倒地。
　　面对《癌病房》，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昭示的一切，曾经激励过一代代的有志青年，去为之献身、奋斗。如今，仍有人对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和他的献身精神怀有崇敬感，我们从中似乎看到了人也应有理想主义的激情，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消解的。但我们也看到，面对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正像人面对最宝贵的生命，你既可以全身心投入“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甚至献出生命，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甚至苟且偷生，更可以为了不碌碌无为而抓紧每一分钟的时光孜孜以求，还可以及时行乐跟着感觉潇洒走一回，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嘛！
　　注释：
　　〔１〕（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曹缦西、王志棣译，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１页。本文有关作品的引文皆出于此。
　　〔２〕（俄）尼古拉耶夫：《二十世纪俄罗斯作家辞典》，莫斯科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６页。
　　〔３〕（俄）孔达科夫：《我们苏联的“一切”：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文本》，俄罗斯《文学问题》２００１年第７、８月合刊。
　　〔４〕董健：《保尔热下的冷思考》，《俄罗斯文艺》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萧乾与《大公报》

　　
　　？　文洁若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第三十三页提到萧乾：“１９５６年６月，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央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报’、‘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作为民主党派的报纸，交民盟去办。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三个被邀的客人中，听罢此言，反应最强烈的是储安平。这也就注定了他在十年后的“文革”浩劫中，遭遇最惨。该书第三十四页还描述了章伯钧送客人的情景：萧乾和徐铸成走在前面，储安平和东道主边跟在后面走边热切地继续谈话。
　　萧乾从来也不是个美食家。作为老北京，他爱吃的炸酱面、炸灌肠、葱花烙饼，都是大众化的食品。然而到了章部长家，总不能一言不发吧，看来他相当谨慎，不愿“上贼船”，席间是借着“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来回避正题。
　　萧乾之所以变得这么谨慎，是因为１９４７年５月５日他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篇社评，得罪过郭沫若。最近读了朱华阳写的《现代文坛的“祝寿风潮”》一文，这样两段话，又引起了我的注意：“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文坛宿将郭沫若五十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在重庆、桂林、香港、延安等地热烈展开。当天重庆举行了两千余人的庆祝大会，与会的有周恩来、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潘公展等国共两党人士，文化界同人及当地群众。……这种规模空前的文人祝寿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情景下它蕴涵着特殊的意义。”〔１〕
　　萧乾是１９３８年夏从昆明到香港的。在那里他陷入一场婚外恋，不能自拔，索性一走了之，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抵伦敦。七年后，即１９４６年６月才回上海。人们管郭沫若叫郭老，管茅盾叫茅公，是章靳以绘声绘色地告诉他的。他不谙国情，遭到郭沫若的笔伐后，心中对靳以就埋藏了一个“结”。１９８９年靳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有人打电话约稿，请萧乾写篇纪念文章，他反复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地位悬殊，没有交往，写不出什么来。”就交了白卷。
　　１９５９年章靳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１月７日病逝。刘白羽当即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写１９４７年他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呢，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这里是凭着四十五年前读此文的记忆而写）。
　　二十一世纪的海归派如此行事，倒也罢了。萧乾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中这么做，有点离谱，也难怪会引起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刘白羽的反感了。我当年看罢刘白羽此文，心想：萧乾咎有应得，年近半百，正在渤海湾的格各庄农场泥一脚水一脚地劳动（１９５９年国庆节，我刚到农场去探望过他），何必痛打落水狗。进入新世纪再回顾那一段岁月，靳以和萧乾的表现，反差太大了。他们二人，非但在复旦是同事（靳以是国文系主任，萧乾是英文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兼课），又都在《大公报》兼职（靳以编《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为该报社评委员）。我估计靳以当时就与地下党有联系，靠拢党，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萧乾则一波三折，１９４８年初那位“洋太太”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而且这桩离婚案还牵涉到一个“第三者”。就此，有人就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他曾急于离开上海。刚好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定名《新路》。萧乾一度同意为《新路》编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