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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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友，一个个相继死去。每个人都能够精确地算出下次会轮到谁，自己又将在什么时候撒手西归。”弗兰克医师在刚入集中营时，一难友告诉他所谓“末世脸”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脸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而且无法再胜任吃力的苦工……这人就是个‘末世脸’。迟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会进入煤气间。”
“末世脸”者，实际上就是人们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之后，在外观上显露出的死亡气息。在非人的待遇下，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苦役里，在饥寒交迫中，无数的囚徒死去了；还有的虽然没有被折磨致死，但因为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意志，而采取了自杀的行为。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就是自杀也可分为两种：一是主动的自杀，即自己采取某种行为了结自己的生命；而另一则是消极的自杀，即故意早晨不起床，故意违反有关规定，从而遭折磨至死。有许多俘虏，早上醒来后，不肯穿衣起床，无论如何求他、恐吓他、揍他，他就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并拒绝任何帮助。此时，他已是决心一死了──而且他的愿望会百分之百立即实现。
死亡，死亡，还是死亡，在集中营里，可以说无时无处无日没有死亡。但毕竟还是有人活了下来。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身体碰巧特别的好，或者说他们的运气特别的佳，或者他们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而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特别的保护机制。
它们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弗兰克医师在集中营里寻找并实践的东西。
二、精神的安顿所
痛苦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如影随形般紧跟着我们每一个人；而痛苦极致的死亡也是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必然会遇上的。这便是人生的宿命，也是人类生存的实际存在。人类发展出文明与文化，从根本上说，皆在于使人减少或免于痛苦的煎熬；皆在于使人减少或免于死亡的恐惧。当人们在现实的物质层面对痛苦与死亡无能为力时，就只有求之于精神层面的操作了。这一途径在人们正常的生活里是正确的，而在不正常的生活中，如被关在集中营里时，就更是人们要善加运用的法宝。弗兰克医生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描绘。
首先，在集中营里，宗教的氛围十分浓厚：“俘虏对宗教的兴趣，打从萌芽开始，就虔诚得令人难以想象。那种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使新到的俘虏既惊讶又感动。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即兴的祈祷或弥撒了。不论是在茅舍内的某个角落，或搭着载运牲口的卡车由遥远的工地返回营区，尽管又饿又累又冻，周遭一片漆黑，大家仍不忘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宗教是一种完全超越性的精神性活动，它是对人间苦难与死亡的深刻阐发。因其主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所以它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即使是在凶残的纳粹集中营里，尽管囚犯们的各种活动都被严厉禁止，可宗教活动还是被允许的。犹太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意识，其苦难的历史就被书写进了他们的圣经中。当这些被关进集中营的囚犯们，无论是多么的苦与累，都不忘举行神圣的宗教仪式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文明的苦难历程中和超越的信仰里寻找消解痛苦的毅力和勇气。
弗兰克医师指出，因为大家无视于周围的恐怖，反而得以潜入了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惟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解释这个教人困惑的现象：看来弱不禁风的俘虏，反而比健硕粗壮的汉子还耐得住集中营的煎熬。”弗兰克医生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天清晨，囚犯们照样被赶起来站好队，稍一迟疑便遭来一顿毒打。在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坑坑洼洼的小道蹒跚而行。在刺骨的寒风中，几乎每个人的脚都肿痛难忍。大家不断地滑跤、绊倒，互相搀扶着彼此拖拉着前行。一位难友突然对弗兰克医师耳语道：如果我们的太太这时看见我们，不知会怎样？我倒希望她们全都呆在营里，看不到我们这副狼狈相。一席话勾起了弗兰克医生对妻子的思念，疼痛和苦难似乎悄悄地退隐了：“偶尔我仰视天空，见繁星渐渐隐去，淡红色的晨光由灰黑的云层中逐渐透出，整个心房不觉充满妻的音容。我听到好的答唤，看到她的笑靥和令人鼓舞的明朗神采。不论是梦是真，她的容颜在当时，比初升的旭日还要清朗。”当一个人的肉体越接近死亡时，这个人若还有知觉，其素养也较高的话，则此人的精神便越能摆脱其肉体的束缚，趋向一种无牵无挂的精神逍遥和一种永恒之境。
弗兰克医生在致人死命的苦役中，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她的笑靥，他的神思在无限的时空里尽情地翱翔，由精神中的愉快超脱出现实的苦难，这使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我又体悟到人间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我更领会到：一个孑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维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倏忽一瞬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惟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经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
在肉体最大的痛苦中，如果一个人善用精神，使神思飘逸出身体，去与温暖人心的爱相系，那么，内心的幸福便能大大改善现实令人苦不堪受的处境。这就是弗兰克医生抵御痛苦与死亡胁迫的法宝。可见，当人们处在一种无法忍受的灾难之中时，完全可以通过将思绪放飞的方式，任由其在过去的时刻，尤其是幸福的时刻停留，就可能极大地改善现实中的悲惨处境，甚至还能达到心满意足的状态。弗兰克医生写道：“以遁入过往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避难的港口。只要你不自羁绊，就可一任想象力驰骋于过往，咀嚼一些无关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尘往事。你会以怀旧的心情，把这些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显得遥不可及，也使你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
人们在过去的生活中，因为过得平常、平凡与平和，常常对身边之人与事熟视无睹，任其流逝而不知。只有在人们经受大痛苦、大灾难的过程中，或之后，以往的那些经历才会突然地分明起来，突然地具备了从前体会不到的重要性和意义。它们是那样的令人神往，那么的使人刻骨铬心、让人陶醉。为什么过去无甚意义的事物突然会显露出特别的价值呢？关键在于，人生中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在比较中突显出来的，当人们只处在一个平缓的人生阶段时，所有的生活事件皆无法显现好坏优劣是非美丑等意义与价值；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总之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过去生活的经历便显现出你身处其境时也体会不到的意蕴来。
这样一种人生的实相，若我们善加利用，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益处，尤如弗兰克医师在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把思绪集中于想象过去的一人一事那样。当我们每个人皆不可避免地迎来死神时，我们过去所有的生活经历都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位相识或擦肩而过的人，更不用说那曾经给我们莫大幸福之人与事，都会带来无尽的回味，使我们神往不已。因为，值此之时，我们将丧失一切，这个“丧失一切”也就使我们的人生中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与价值起来。
由此观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都要善于把握现在，充分地发掘当下每件事每个人所具有的意义，让自己的此在活得真实，过得充实，体会到幸福和快乐。
三、“死得有点意义”
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本质是，人是一种知道价值、了解价值的大小，并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物。因为价值与意义赋予了人生活的动力、生存的目标。一个人只要有所希望，他的人生就会正常地延续；而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了人生的任何目的与追求，其生命无论存在与否，其生活可以说都已经停止了。弗兰克医生在集中营里的最后时光，身体已经被摧残得十分衰弱，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死去。而他工作的病室内，每天平均死亡六人之多。他之所以还坚持着活下来，主要是因为其寻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亦即活下去的价值──为了与那远不可及的亲人团聚；为了能尽己所能地帮助难友。不仅如此，弗兰克医生还有一种更高的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的选择与自由。
在他看来，虽然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与自由，他们像一群驯服的绵羊任纳粹分子宰割，即便如此，人仍旧有一种选择的自由：“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之下，亦无不同。”弗兰克医生回忆到，在全体俘虏都受到致命的饥饿摧残时，仍然有一些人到各处去安慰别人，并且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他人。虽然这样的人非常的少，但却足以说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剥夺。”人在集中营这个人间地狱中生活，可以选择当一个告密者，以换取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也可以当一个献媚者，以提拔成一名狱头，苟延残喘地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当然也能够选择做一个心地仁慈者，无私地帮助别人，因为有一种意义与价值的充实而坚强地活着。这就是所谓选择自己生活的态度与方式的自由。在弗兰克先生看来，即便是在最为悲惨的境况里，这仍然是人不可完全剥夺的自由。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内关过很久。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弗兰克医生认为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的那些集中营内的伙伴们，“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之中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显示出熠熠光辉来。弗兰克医生在纳粹集中营中能够活下来，也即得益于这一点。所以，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在生活中，人人都害怕陷入痛苦与灾难之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者，即便我们极力去避免，我们的一生中仍然不可能消除痛苦和灾难的降临；二者，如果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没有了痛苦与灾难，那么，我们的一生里也就不可能有幸福与快乐，因为两者都是在比较中才得以显现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去勇敢地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灾难，而且在承受它们的过程中，善于将其转化为一种正面的与积极的价值。
弗兰克医师告诉我们：“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的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弗兰克医师引用了德国大哲学家尼采的一段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这就叫──参透“为何”，迎接“任何”，是弗兰克医生以其亲历为基础送给世人的名言。任何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处境里，只要保持某种期待，有一个活下去的目的，那么，他就可以忍受任何痛苦与灾难。反之，即使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里，人们若没有生活的期待，也没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们就不仅不能忍受痛苦与灾难的煎熬，而且相当容易地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所以，弗兰克医师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便承担起独特生命赋予的使命。弗兰克医生认为，这一使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如果一个人陷入了像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痛苦与灾难，以至死亡充斥在其周围，那么其惟一正确的人生态度便只能是把受苦当作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惟一的机运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这样，人们就可以把痛苦看做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明白了痛苦之中也暗含着成就生命的机会，会勇敢地接受痛苦与灾难，并在巨大的肉体痛苦中获得精神的解脱，直至获得某种灵魂的喜悦。
弗兰克医生指出，二十世纪的人的生活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存在的空虚。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人”时，会经受双重的失落：一是人类历史之初，人就丧失掉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这些本能在其他的动物行为中是保证其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人自从丧失掉这些动物性本能之后，则必须面对一切，必须自作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弗兰克医生的意思是，人从动物界走出来，虽然这的确是大自然的一次空前杰作，但人要成其为人就只能放弃那些动物性的本能。这固然是福，可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祸呢？因为从动物成为人，虽然获得了高级的生活，拥有了文明与文化，社会也能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