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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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李健鸣、黄健中、孔民：《〈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侧记》，载《大众电影》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１４〕参见（日本）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４４４～４７４页。
〔１５〕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越裔译，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２１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３页。
〔１６〕转引自施建伟：《林语堂传》，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５页。
〔１７〕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载《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８〕（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３年八月号，总第７８期。
〔１９〕（美）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页。
〔２０〕参见康晓光：《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该文为作者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０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演稿。
〔２１〕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杜维明、梁燕城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
〔２２〕〔２５〕（德）德里克著：《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见氏著《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０、２６０页。
〔２３〕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载《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２４〕（美）阿帕杜莱著：《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５４１页。
〔２６〕林语堂著：《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晚清七十年，神州内乱外患，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难辨，或强盗行径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伦美善，乍明还暗。办洋务、通夷情，无诚意而有敌意；拒洋药、排洋教，分不清轻重缓急；朝野媚夷艳夷鄙夷仇夷，各走极端。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飘忽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知识上的进步，如西学渐渐普及；但更多是充满猜疑的想象，异想天开的套话。观念是有惰性的，人们认识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谓的客观实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原型，例如那些关于远国绝域夷狄番鬼的传说，即使在洋货充斥市场、洋人杂处城乡、洋船洋炮打开国门后，在坊间朝廷，这些观念依旧流行……
一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１日傍晚，郭嵩焘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Ｐ＆Ｏ公司的邮船Ｔｒａｖａｎｃｏｒｅ号，于当晚１２点准时启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从此开始了。
郭嵩焘一行原计划乘法国轮船一个月以前启程，然推迟行期，是使团翻译马格里的主意。他坚持中国公使要搭乘英国轮船，别有一番用意。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解释道：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必见到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１〕。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让一位出洋的天朝官员形成这种印象，马格里爵士可谓用心良苦。当年利玛窦到中国，发现中国人想象的中国非常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如今马格里想让中国人发现，世界如此广大，七万里波涛，却不出英国，天下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就是天下。将祖国当作世界，是一种独特的帝国幻觉，不独中华帝国有，大英帝国也曾有，在当今的美国新帝国主义想象中同样有。问题是，不在于是否有这种心态或幻觉，而在于这种幻觉离现实有多远。
大英帝国日不落，郭嵩焘的印象还真是这样。五十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焘感慨良多，见过到过的英国殖民地，已经跨越了半个地球。世界广大、新奇不穷且不说，从上海到伦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够让人震惊。郭嵩焘将自己的旅行日记寄回国内，作《使西纪程》刻印，夸饰英国“政教修明”、“环海归心”，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蛮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无可同情，更不必说羡慕了。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朝野便一片哗然。办夷务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耻大辱！朝中士林冷嘲热讽，竟传出这样的赠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家乡父老群情愤慨，几乎烧了长沙城里郭嵩焘家的房子。而郭嵩焘顶着压力出使，《使西纪程》又引起了更大麻烦。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书弹劾，朝廷下令毁版，不久郭嵩焘也被撤回，罪名是有伤国体，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冻死事小，失节事大；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损天朝尊严；听音乐会，索取节目单看，仿效洋人。当然，还有一些小节，诸如让洋人画像，与洋人握手，带夫人出席洋人的宴会之类。
郭嵩焘真正开罪国人的，不是小节行为，而是大胆议论。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华夏天下，礼教国家，是朝野人士惟一可以自恃自傲自卫自慰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人的信念基础。但是，郭嵩焘的观点言论，恰好动摇了这一点，即中国处处不如人，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２〕
有伤国体的真正含义，是有伤国人的观念。在国朝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强，也不过是些诡服异行的野蛮人，所谓“夷”、“外夷”、“逆夷”、“洋夷”、“夷人”。中国人即使屡遭战败，屡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与体面。将西方夷狄化，事关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国人世界观念秩序的安全，也关系到国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为夷夏传统已成为天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中国四夷的观念秩序，同时也就动摇了满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敌当前、灾祸连绵、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艰难时刻，就更不容动摇。郭嵩焘不见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用林则徐的话说，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实际上，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从林则徐感慨到郭嵩焘出洋，三十五年过去，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并不际天极地；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流行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洋看世界，认识了西方，开始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认识西方而言，不论在观念形式还是历史时间上，这种判断都存在着偏差。
观念是有惰性的，中国人的西方形象的改变，没有那么早也没有那么容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的《海国图志》（１８４１）、徐继畲的《瀛环考略》（１８４４）就出版了。这两本介绍西方地理人文的书，在当时社会朝野间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值得怀疑。康有为“渐收西学之书”，其中包括《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为讲授西学做准备，时间已经到了１８８５年〔３〕。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考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４〕。此时距《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如果这类书与这类书所介绍的知识多少已普及，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博学敏感的读书人，不可能在蒙学过程中一点都不知道。
晚清社会真正开洋看世界的时间，从朝廷到士林到民间，至少应该比一般理解的推迟半个世纪。这是时间问题。另外，一两本书出现，可能只代表着一种奇谈怪论，不会改变一般的流行观念。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新知识认识世界，而是通过一种固有的、带有坚固的文化价值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这种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化的，由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与“传说”构成，它排斥新知识，也“消化”新知识，新知识只是作为一种“想象兴奋剂或调味品”被纳入旧有的世界观框架中。晚清中国社会，一边是关于西方或世界的新知识出现，一边是中华四夷的旧观念依旧流行。在那时，如果有人想了解西方，很容易找到适合的西学读物，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世界还是中国中心至大，四夷偏远渺小，与利玛窦见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差不多。
二
流俗以西方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焘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说“夷狄之民，与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说在西方眼里，中国才是夷狄，这样自然就触犯了众怒。林语堂曾经分析过中国人文化优胜的自豪感：“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惟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惟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惟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５〕郭嵩焘却将这种文化优胜观颠倒过来。中国有华夏、夷狄、禽兽的世界观，西方则有文明、半文明、野蛮三分天下国家的世界观。在西方人看来，欧洲诸国，属于文明之邦，中国、波斯、土耳其这类国家，属于半文明国家，非洲则只有野蛮人。但让人伤心悲愤的是，中国还没人知道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没人觉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蛮的处境。中国强盛时，视其他国家为夷狄，如今西方强盛了，也同样把中国看作夷狄，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番事理〔６〕。
且不可高估郭嵩焘同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多丰富，尽管此时洋人洋货已深入中国内陆，斌椿、志刚、张德彝等已经出洋，坊间可见《初使泰西记》（志刚）、《航海述奇》（张德彝）等著作，但流行的西方形象，仍是中国四夷传统内的夷狄形象。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和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
所谓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指的是在特定时代社会中，新知识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广泛传播并改变人们的流行观念，新知识成为奇谈怪论，旧观念我行我素。因为这种旧观念是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或“常识”存在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包容性。所谓物质与观念的不平衡，是指受同一种文化类型的影响冲击，特定时代可能在物质上崇洋而在精神上鄙洋甚至仇洋，文化结构与价值的改变不仅大大落后于物质的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层次上的崇洋风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而文化价值上的鄙洋风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依旧存在。
郭嵩焘时代中国流行的西方形象，还是夷狄其邦、禽兽其人，妖魔化的怪模样。我们从时人时文中很容易摘出这样的“套话”：诸如夷人犬羊之性，贪得无厌，反复无常，见利则趋，见害则避；惟利是图，惟威是惧……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强而无耻，狡而无刚；恃坚船利炮，恫吓要挟，用意殊险，为计弥毒……
“套话”（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时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类。套话是一种原型，经久不衰，它可以消解或包容新知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中国将之夷狄化的西方形象，具有某种原型意义，其中包含着对异域的幻想与价值，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还是对天朝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易鼐在批判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偏见的包容性时指出：“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沉锢噗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７〕
“夷人”诡服异行、犬羊兽性，这些咬牙切齿的诅咒，在当时人们觉得自然而然，如今摘录出来的，却让人困惑吃惊。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观念上将中国人打醒。这一阶段最让国人担忧或振奋的，不是海疆不靖，而是“发捻之乱”，即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所谓“发捻之乱”平定之后，“洋夷”已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朝廷士林感觉，如今“洋务”或“夷务”成了要务，非办不可了。鸦片战争以来，天朝一败再败，一辱再辱。本来西方人来，只是要贸易，而一场鸦片战争打下来，西方人不仅可以贸易，还额外获得一块“割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署了南京条约，本来西方人只想履行条约，不料清朝当局阳奉阴违，而且战事再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出入贸易，还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自由传播“洋教”，并且把“夷使”派到紫禁城下长住。过去中国人不肯平等对待西方，如今西方不肯平等对待中国；过去中国人蔑视西方人夷狄禽兽，如今西方人蔑视中国人野蛮或半野蛮。
办洋务必先知“夷情”。我朝海禁大开，怀柔远人，不能只图购船买炮之类细枝末节，还应当“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这是当时最识时务明事理的看法。几十年来，洋人于中国，已经无不周知；而中国于洋人却不甚了了。郭嵩焘出洋那年，朝廷里还闹过这样的笑话。军机处大员王文韶（曾做过湖南巡抚）将西班牙混同日本，因为文件中西班牙国名由西班牙语Ｅｓｐａｎｉａ音译为“日斯巴尼亚”，王文韶一看就以为是日本，破口大骂倭寇，身边人提醒他，他还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