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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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山，以吃野果和供果为生。但她比伯夷、叔齐幸运的是，黄世仁虽然广有良田，但他知道野果和山洞不是他的，所以不敢组织人马搜山，也没有通知当地警察机关将“三无人员”杨喜儿收容遣送，否则喜儿肯定会被饿死，或者会被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打死。
但现实有时比喜儿遭遇的更坏。因为文明世界已基本上不允许人们随意采摘果实，也不允许人们随便睡在哪个山洞里。除非他心甘情愿被国家森林公园里戴红箍的抓住，并严加看管。这时就有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将全部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又无法保证人人有饭吃，而且拒不放弃所有权，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将如之奈何？依照风险系数的大小，大致上可以有三种选择：抢粮食；讨饭吃；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种选择的话。第一，抢粮食，有时也叫“吃大户”，或者“打土豪，分田地”，学名又称“造反”、“起义”、“革命”等，不一而足。因为要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所以过去的一切经验表明，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因此铤而走险。最常见的选择是“要饭”。一般来说，要饭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为在他所索要的食物上面没有自己的劳动。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劳动，麦子不会变成面粉，水不会变成酒，树皮不会变成布料。但有一种情况下，要饭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尊严的工作，即所有者剥夺了天赐的土地，且不许他通过诚实劳动养家糊口，这时，要饭就成为一项神圣的权利，同其他工种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最后一种“等死”，我没有经验。当然，如果我有了经验，即确实等到了，也没有机会报告大家了，因此还是付之阙如的好。
喝 水
除了吃饭外，喝水当然也是天赋人权，我们不能设想自然给人造了各种喝水及排水的器官是故意逗你玩。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人人有饭吃，而没有说人人有水喝，是因为喝水的权利在起草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先人造的“活”字，从“水”从“舌”，足见古人早已意识到喝水对人是不可或缺的。而需要搞清的是，喝水的权利是天赋的，但喝开水的权利却是人赋的——人嫌自然所赐的冷水不好喝，就用火将它烧开。因此，你可以在你足迹所到之处的任何一条河流里喝水，但你不能闯到任何一户农家或市民家喝开水。因为水变成开水是需要劳动的，而根据自然理性的法则，任何一种自然产品一旦有了劳动，就天然地变成了劳动者的私有物，至少在将整条河流留给别人解渴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开发商要将河流变成鱼塘，当然也可以，但这应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免费供给他们水喝；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自然提供的冷水。关于第一条，你可以召集饮用此水的全体居民公决，也可以和他们的委托代表谈判，必要时甚至可以承诺，免费供给他们开水等。但有一点，你得保证人人同意，即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人酷爱冷水，他嫌热水烫得慌，你就得另外协商补偿，比如你可以将鱼塘里的鱼免费送给他品尝等。如果一切办法都想了，他还是不答应，你只能拨出一条小溪给他。关于第二条，即免费供应水的问题，是要照顾他们中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假如你的水是收费的，而他们中一些人由于智力、残障或由于懒惰交不起你索要的费用，就很难保障他们的天赋人权。但你知道，在你未来之前，自然是从不向他们收费的，不管他们穷富、贤与不肖。最后一条，即供给水的水质不得低于自然提供的冷水，原因是：我们说的“喝水是天赋人权”的“水”，指的是自然赐给人们的天然的、干净的并能保证人们健康的水，不是自作聪明的什么“纯净水”、“矿泉水”，更不是工业废水。
如果一个开发商既没有征得附近居民的同意，又不能免费供给他们干净的水，那么，凡饮用此水的任何一个居民都可以将他的鱼塘砸烂，以显示天赋人权的神圣性。因为我们不能假设自然将各种饮水的器官近乎完美地统一到人体上，又恶作剧似的不给他们水喝；也不能假设自然将这一条河凿在此处，又让这里的居民到别处挑水，这不符合它的节约原则。而我们知道——以往的一切科学研究也证明——自然创造天地万物，哪怕是微小到一只臭虫都不会浪费精力或多耗材料。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举“呼吸”，因为呼吸也是天赋人权。但同样需要指出，这里说的“呼吸”，不是呼吸废气，更不是毒气，而是自然所赐的天然、干净、新鲜的空气。我们可以设想，假如造物主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呼吸含有各种工业灰雾、二氧化硫以及ＳＡＲＳ病毒的大气，就是要人们戴着口罩呼吸，那么，它为什么不事先在人的鼻子上一劳永逸地打造一幅口罩？——但这个道理讲起来和喝水差不多，故不赘述。
拉 撒
“拉撒”这个词让正人君子、贵胄小姐们一听就皱眉头，但只要他一生中有过一次内急的经验，他就会承认，拉撒也是一项天赋人权。只不过这项人权不是自发的、原创的，而是由吃饭、喝水的权利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自然有一天要取消人们吃饭、喝水的权利，那么，就用不着另行发文，说将拉撒的权利也一并收回。因为“拉撒”的权利是附着在吃喝权利上的，取消了吃喝，自然就取消了拉撒。
与文明社会“小便入池、大便入坑”的规矩不同，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是可以随地大小便的。“天赋人权”中的“拉撒”指的不是到厕所里拉撒，更不是到装有电子音乐和按摩器的厕所里拉撒，而是就地拉撒。后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们发现就地拉撒有诸多不便。比如招惹苍蝇、污染空气、私处被人看见……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有一个祖先好不容易发现一头野鹿，正待追赶，不料脚下一滑，跌了个趔趄，起来一看是一泡人类的粪便，而野鹿却早已消失在视野之外。第二天，他就把他的遭遇向邻里诉说。虽然那时没有报纸，人们没有看到类似《都是大便惹的祸》之类的文章，但他的不幸还是从一个村庄传到了另一个村庄。人们聚集起来，商议对策，其中好多“受害者”结合自己“滑倒”的经验，提出修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集中拉撒。于是，第一个厕所就诞生了。
有了厕所以后，人们不再有随时滑倒的危险，也减少了疾病传播的机会，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人们自动放弃随地大小便的自然或自由为代价的。具体地讲，就是在有了厕所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人们虽然感到很不习惯，但想一想厕所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人们还是默认了这种口头的自然契约，即进入公共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为了群体的幸福、安全，牺牲了天赋的随处便溺的权利，以换取整体——当然也包括自己——利益的扩大。但任何权力，哪怕是独裁、专制的权力，都要受设置这些权力的理由和目的的限制。比如在战时，一个军官可以开枪打死一个临阵脱逃的士兵，但他不能强奸他的妻子，因为这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无关。具体到拉撒的问题上，那就是，既然处在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将随地大小便的自然或自由交给公共社会，公共社会就应当还每一个人以更加安全、舒适的便溺环境。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这些有理性的动物为什么要将自然或自由交给公共社会？公共社会又有什么必要和权力限制人们的随地大小便？
如果放弃自然或自由的惟一目的，就是公共社会能增进他们的福利，那么，自愿加入公共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理由要求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拉撒场所至少不差于荒山野岭的石崖和树丛。这具体可以量化为三条指标：厕所要多；厕所要干净；厕所要免费。第一，“厕所要多”，是由拉撒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俗语说的“水火无情”指的就是便溺的紧急情势。如果纽约的街头有一座斥资巨亿的豪华厕所，那么，对一个等待如厕的北京老太太来说就等于没有，因为她不可能挟着一泡热尿走很远。第二，“厕所要干净”，是由设置厕所的目的决定的。本来自然状态的荒山野岭就不脏，只是后来出于卫生、害羞等考虑，人们才决定修厕所的。而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的厕所苍蝇乱飞、蛆虫遍地，那么就使得厕所的存在毫无意义。第三，“厕所要免费”，是因为自然没有规定穷人不准拉屎送尿，证据是穷人的排泄系统至少和富人的一样完善。当然，一个人嫌免费厕所简陋，花钱在他的住地盖了一座高级厕所，适当收取周围居民的费用也可以。但这有两个条件：附近得有大量不收费的厕所；要保证穷人免费使用；否则，你就不用怪他们随时在你家的墙根下拉屎送尿。不管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它的厕所很少，收费又没有经得大多数人的同意，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地方脱下裤子。一个社会也一样，如果它的厕所都是收费的，收费的标准又超过了一些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同时还不允许人们到厕所以外的地方拉撒，否则就要课以重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黑社会”，非但不配称“文明”，而且比“野蛮”还“野蛮”。
上海近几年的“现代化”步伐很快，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多了一些“流动方便车”（亦称“流动公厕”）。但美中不足的是“流动方便车”太少，大概每隔三四站有一辆，而且每位“乘客”只有投硬币一元才能打开“方便之门”，且每人每次限时二十分钟。这样，每位内急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才能完成排泄：奔跑的速度要快——最好是飞人乔丹的步子，否则你就不可能从三站以外及时赶来；要有钱；要有零钱；要能在二十分钟之内解决。关于第一条，正常人可以通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来达标，但对于一个先天有残疾或腿脚不灵便的人来说，恐怕就永远不能登车“方便”了；第二和第三，涉嫌歧视穷人以及虽有钱但恰好没有零钞硬币的富人；第四条只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适用，如遇跑肚拉稀、便秘等紧急情况，恐怕就只能提裤出来，补办了申请加时的手续重新再来——否则，门外戴红箍的就会拉响警报，里面顿时铃声大作，令你欲罢不能。
不知道世界上像上海这样的“文明城市”有多少，也不知道在“文明城市”中像上海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但这样的“文明”实际上已经背叛了人们当初建立公共社会的初衷——至少是在拉撒的领域里。因为既然拉撒是天赋人权，到厕所里拉撒是人赋人权，那么人赋人权（如厕）就永远不能和天赋人权（拉撒）相冲突。一旦冲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采取他认为符合自然法的办法来讨回丧失的尊严。因为人们当初放弃随地大小便的自然或自由，就是为了换取社会更好的如厕福利，而社会现在运用收费、罚款等权力手段限制甚至是剥夺人的拉撒权，就等于单方面撕毁了和人们订立的自然契约，将人们重新推回到了自然状态中。而在自然状态中，惟一可行的法律就是自然法。
除拉撒外，咳嗽、放屁、打喷嚏当然也是天赋人权。但与拉撒不同的是，它们不需要厕所。一个人只要不将唾沫和口水喷到别人脸上，社会实际上很难控制别人的咳嗽、放屁权。但也有例外，在２００３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为了净化空气、减少传染源，规定每个小学生“当众放屁罚款五元”。“放屁”、而且是“当众”，罚款就达五元之巨，这个规定令人不解：坐在教室里发出巨响，当然是“当众”，但忍气吞声，走到厕所里，厕所里如果有人算不算“当众”？看来这个屁要顺利通过胡庄小学孩子们的肛门，只有坐车跑到孤山旷野里了。
性 交
性交的权利有些特殊，因为性交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既然性交只能发生在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同性恋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必然牵扯到另一个人的权利问题。因为根据自然理性的对等法则，你有性交的自由，可别人也有性不交的自由，你不能以你“性交的自由”妨害别人“性不交的自由”。因而两性之间的性行为以“自愿”为第一原则。
一对男女在自愿的基础上，两情相悦地进行性吸引、性占有，我们称之为性爱。性爱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项神圣权利，任何人间法规都不应当与此相悖。因为根据自然法则，人这种动物是不宜于独处的，于是，自然造就了男人，又造了女人，为他传宗接代。但无限智慧的造物主担心人类有一天会看穿生殖和繁衍的实质——为至高的牧者制造羊只——而消极懈怠。因此，造物主命令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并在徒劳无益的性行为中赋予了无限快乐的本能。从此，求偶和生育就不再是人为了满足自身欲望而进行的身体活动，而是自然赋予人的一项庄严使命。
比起性爱的神圣、伟大，人间的任何禁忌与限制都显得微不足道。比如，父权（包括母权）是人生在世首先要遇到的权力，但它只是为养育和保护幼小的子女而设立的，自然因为人在幼小时候的孱弱无助和懵懂无知，特别赐予父亲一定程度的统辖权以帮助孩子成长，直到他能独立运用理性为止。因而，父权与其说是“权力”，还不如说是“义务”，一种替造物主看管“作品”的义务。任何超出此“义务”的权力都是无效的。比如，父母无权规定子女和谁性交，什么时候性交，因为这与设置父权的目的无关，就像父亲要处死或致残子女一样。子女也没有权力放弃自己不能放弃的东西，他们在年幼时，根据自然的安排放弃的只是一部分生命及自由权，比如，孩子没有吞金的自由，也没有跳楼的自由，但他们不能也没有预先放弃成年后的性爱权。当一个青年已经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样的性爱对象是适合自己的，并知道用什么方法赢得对方时，就可以肯定他已经达到了独立运用理性的程度，父母不再拥有干涉和指导的权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性交，并知道用合乎情理的办法占有对方的身体时，就说明他的心智、体格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而子女身心的成熟，恰好就是父母权力的目的，即子女成熟的开始，也就是父母权力的结束。一个明智的父亲应当忧虑的不是自己权力的终止，而是一个到了或已过青春期的儿女还“坐怀不乱”，那才表明自己的失职。
父母的权力虽然是暂时的、有限的，可以让度的，但毫无疑问，基于养育之恩和慈爱的心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经验对子女的恋爱、婚姻提出建议。但这只能协商，不能强迫。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替下一代选择性爱对象，并规定他们在何时何地性交，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用几千年的时间动用全社会的知识力量，罗织各种理由，明目张胆地侵犯下一代人的性爱权？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导致这个民族衰弱退化的主要根源，以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青春年少的男女向年老体衰的父母讨还性交权的历史。我们看《孔雀东南飞》，哪里是什么“封建制度”摧残“美好、进步”的爱情？分明是一个处于更年期又常年守寡导致严重性变态的妇人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