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批判法轮功增刊-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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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轮功练习者最津津乐道的一大善行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经济系一助理教授、博士在致我的公开信中也说：“法轮功学员离开中南海时，清除了所有的垃圾，包括警察和路人扔的烟头。不知你和读者们对此有何感想！”我的感想在回答这位博士时已谈过一点，这里不妨再仔细说一下：
第一，这件事完全是法轮功练习者的一面之词，从那种夸大的（“竟连一片小小的纸屑都找不到”）、戏剧性的（“一位女民警激动地大喊着”）小说似的描述看，很像是编造出来的。
第二，“不乱扔纸屑”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写进了《小学生守则》的，本来就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公德，我在这方面的“洁癖”，自信不比哪位法轮功练习者差，但却不会因此就把自己当成了多好的人。法轮功练习者却需要迷信一个邪说才能遵守一项基本的社会公德，还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反复宣扬，真够可怜。我看他们应该首先学当一个“好小学生”。
第三，自然，业余当清洁工，替过路行人捡烟头这类事，咱一般是不干的，否则未免闲得可以。但是我想法轮功练习者一般也是不干的。不是号称有成亿练习者吗？我去年才在国内住了近两个月，跑了不少地方，却从未在路上见到过业余的清洁工，也没听说过有这等好事，成亿的好人都躲哪里去了呢？法轮功练习者看来也只是在会师中南海这种引人注目的场合，才这么表现一下，目的是为了“弘扬法轮大法”，让人感叹“这就是德”。因此，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过是像我小时候的“大扫除”，表演而已。
第四，就算法轮功练习者有某些“业余当清洁工”之类的善行，也弥补不了法轮功在其他方面的邪恶，更证明不了法轮功的所谓“大法”即为真。
有点小善行便四处宣扬、自我标榜，是伪善。行善是为自己谋福利，是伪善。行善是为了掩饰邪恶，更是伪善！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法轮恐怖
方舟子
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动手清除法轮功组织，李洪志就成了此间的公众人物，电视、电台、报刊采访不断，而他似乎也是来者不拒。我听了BBC中文台的采访，觉得李洪志的口才还算不错，讲话基本不结巴，也算有条理，其口语表达水平远胜于书面表达水平，与他跑惯江湖而又文化程度低下的身份相符。李洪志是很懂得里外有别的，对内以神、佛自居，对外则做出一副可怜样，自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修炼的人”，在七月二十三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甚至说“可能是我比别人都傻吧，就选择了我”（指为什么他四岁时遇到仙人传授）。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目前我的母亲与妹妹还在北京，情况也很不好。听说公安要带走她们。”完全是一副孤立无援的可怜兮兮向人求助的模样，而这乃是出自一位自称具大神通、有无数法身保护弟子的“大师”口中，则未免让人觉得太过滑稽，也就等于不打自招了所谓的神通、法身都是谎言。
即便如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李洪志仍然一点也不结巴地撒了至少两个谎。第一个谎言，是要撇清自己跟臭名昭著的外星人理论的关系。法轮功之所以在网上激起公愤，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李洪志宣称会使用电脑的人都是给外星人编了号在为外星人工作。当记者问起此事时，李洪志辩解说
关于外星人的事情，我是在偶尔和记者闲聊时，不是正式采访时，谈到我知道的一些事情。与法轮功无关。我在法轮功所有教功的录音、录像都没有提这些问题。这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谎言。李洪志的外星人理论，并不只是在今年四月份与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闲聊”时才“偶尔”提及的。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在法兰克福“讲法”，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和五日在日内瓦“讲法”时，都非常“系统”地阐述过这个外星人入侵的理论（请参见拙著《法轮功五解剖》和《法轮功六解剖》，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这个月出版）。可以说，外星人理论是法轮功的一大理论支柱，是法轮功向“常人”社会宣战的理论基础，因为他们认为像我们这些攻击法轮功的“坏人”，都是外星人或外星人的化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消灭起来毫不怜悯。所以，当李洪志在法兰克福“法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整个的外星人都在被彻底清除当中，整个宇宙都在清理他们，目前上边已经清理完了。现在只剩下跑到地球上来的，混在人中的，附在人体上的，还有其他类型的。我都看着他们，现在先让他们胡作非为，时间不长就会根除它们。人类的败坏也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罪恶，所以必须得清除。”听法的法轮功练习者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洪志的另一个谎言，是宣称自己在四年前就不再参与法轮功的活动：
我从四年前就不再参与任何法轮功练功学功的活动，只有每年他们举行一两次交流会期间，要求我去给他们解答一些练功的问题才去。所以平时我跟他们没有任何来往。现在没有任何我能够跟他们沟通的地方。
李洪志当然是有跟法轮功练习者沟通的渠道的，互联网就是一个，法轮功的网站就时不时地会贴出“最高指示”（他们称做“李老师最新经文”）供练习者们学习。如果说这种方式还只是间接沟通的话，那么，我们仔细读读那些公开的最新经文，就会发现李洪志与法轮功大小头目另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比如，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洪志就向国家体育总局申报注册问题，向“北京老学员”做出了三点具体指示，“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李洪志又就“庆云学员建庙一事”向法轮功山东辅导站做出具体指示，“当她们做得不对时，我一直在点化她们”、“她们的行为在各地反映都很大，我一直在观察着她们，留给她们自己醒悟的机会，可是她们一次次地推开了我给她们的机会，一次次地干着与大法相违背的事，自己不能实修还干扰着学员。”可谓事无巨细样样都管，“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点化”，何曾放过手？
有战斗理论，有沟通渠道，有最高指示，那么，也就能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说是自从去年以来法轮功练习者有过二十来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扰行动。我知道的，除了现在已众所周知的去年五月底上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北京电视台逼迫开除记者，今年四月下旬数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还有：
七月五日六日，因不满《久安之路》杂志刊登批评法轮功的文章，上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其编辑部和江西省政府。
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因不满《科普论坛》杂志批评法轮功，五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山东潍坊市政府。
七月十五日，因获悉中央电视台计划播放湖北电视台制作的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节目，其中提到了法轮功，数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包围中央电视台。
这些事件，都是法轮功的宣传机构当成战绩大肆宣扬的。为法轮功辩护的人说，人民有宗教信仰（法轮功是不是宗教暂且不论）和迷信的自由。是的，但是人民同样有批判宗教信仰和批判迷信的自由，而法轮功却试图剥夺人民的这项自由。有人说法轮功是一个流氓团伙，我看是有点像，只不过，流氓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而法轮功“信徒”却是一副“我是好人我怕谁？”的嘴脸，谁敢对他们说个坏字，甚至都还没说出口，他们就挂着“忍”字的招牌围而攻之，其反应之快，人数之多，令任何流氓团伙都自叹不如。他们就用这种流氓手段制造了恐怖气氛，从南到北无远弗届，再小的刊物都不放过（这几份刊物的名称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搞得国内媒体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在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我这些系列文章都曾经被朋友代投到几份国内报刊，而且都是以敢言闻名的报刊，结果没有一家敢登。有一家本来已经准备登了，考虑再三还是不敢登。原因都说是怕法轮功“信徒”的报复。他们不怕贪官污吏却怕法轮功，可见法轮功已猖獗到了何等程度！
海外的媒体，在报道法轮功事件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法轮功人数众多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被清除，却无视法轮功的恐怖行径危害了中国的新闻、言论自由和社会治安。其实，这些海外媒体的报道，虽然大多对法轮功持同情态度，却不免以“异端”（sect）或“邪教”（cult）称之，按法轮功的标准，本来也属围而攻之之列。只不过，法轮功在海外的势力毕竟太小，而且李洪志又要在海外养老，所以也就忍一下了。否则的话，让这些报刊电台也尝尝被几千人“和平”围攻的滋味，也一定要求政府的保护了。非法的集会、抗议和示威妨碍了别人的生活、工作，如果不加驱散、逮捕，则是政府的失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相当尽职的，这恐怕也是法轮功在美国对那些“诬蔑”法轮功的媒体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但流氓本性毕竟难改，围攻不敢，谩骂却是免不了的。自从“民运”组织和法轮功联合之后（据《苹果日报》报道，民联阵主席汪岷承认自己是法轮功学员），扣在鄙人头上的帽子也从先前的富有法轮功特色的“痞子”、“恶人”变成了富有民运特色的“党棍”、“文化特务”，从暗地里组织的用打电话、发大量电子邮件的方式对我进行骚扰变成了公布我的电话号码、住址公开号召对我进行骚扰、恫吓，使得我的亲人朋友对我的人身安全很担心。这样的组织，挂着“民主”、“人权”的招牌，和法轮功挂着“真善忍”的招牌一样，是专门用来恶心大家的。
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也应该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轮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好人王莽与法轮功
凯 文
读了方舟子《法轮功九解剖－“好人”的牌坊》一文，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有名的“好人”，那就是西汉末年的王莽。
王莽算得上是比法轮功早二千年就悟到了“真、善、忍”三字的巨大力量。先说这“忍”字。王莽出身世家。他的弟兄们都因门庭显贵，非常的骄奢浮华。他却节俭恭敬，像个穷秀才一样。而且官作得越大，越谦恭。他为了讨好有权势的伯父大将军王风，在王风病重期间，亲自守在病榻侍病。史书说他：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也就是说几个月都不更衣洗澡。这样的忍功，不知哪位法轮功的信徒有修到。果然，王风临死前交代太后（王风的姐姐）要照顾王莽。
王莽行善作好事可远超过“不在地上扔纸屑”。他曾经为读书人盖了一万间宿舍，使得天下学子感动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中国的读书人就是受不了别人为他们作好事）。有一次，朝庭赏给王莽一处田产，王莽苦谢不受。人民上书求王莽受田的，竞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史书上如此精确，可见此事极为隆重）。中国当时的人口不超过五千万，拥戴王莽的人数比例绝对多于法轮功“李大师”的“一亿”徒众。这四十八万多人上书的声势也一定强过用万人包围中南海，不久朝庭就下令王莽受田，而且还另外赏给他一个“安汉公”的称号。王莽在当时可是个大大的好人。
比起小学毕业的“李大师”，王莽可是有一些真材实学，而且替他抬轿的也有许多大有学问的人（巧得很，那时也叫博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刘歆。这人可是当时文化界的旗手，他为了替王莽造势，竞然胡乱窜改经文，把中国的上古史搞的一蹋胡涂，到现在也理不清楚，很多事情我们今天也只好将错就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
王莽篡权以后，就不再节俭了，反而事事铺张。又大搞迷信，一切复古。辟如说礼书《周官》里有“六宫”和“九嫔，世妇，女御”一班妃妾，他也要安九个嫔人，二十七个美人，八十一个御人。他给中国人的祖先加了很多先皇先王，又把自己的功德排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他没说自己是可以穿墙走壁的神，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否则哪天一位宠姬高兴要他表演一番，他就会有我们今天“李大师”的尴尬。
王莽的统治不久就搞得饥荒遍地，叛军四起。那些当年上书的人一定心里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最为好笑的是王莽的四十万人的大军在昆阳被刘秀的只有六千人的兵马打得大败，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闻。王莽没有神通广大的法轮功，只好又祭起他的迷信法宝，带了群臣到郊外举行哭天大典。但哭了也没用，不久就被人砍了头。
王莽篡权在政治上像是一场闹剧，但却给国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汉朝从武帝到元帝，与匈奴打了近百年的仗，国家与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汉朝利用军事与外交，控制了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才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的胜利。王莽上台后却一改对外政策，把边疆诸国一律削王为侯，致使西域大乱，汉朝又失去了对其的控制。历史已证明，中国的和平稳定，新疆极其重要。
法轮功练习者包围中南海“不乱扔纸屑”，是他们的斗争策略，是要从道德的高姿态上博得大众的同情，与“好人好事”无关。这种技巧，任何下三流的政治家都会玩。王莽地下有知，更会笑死。即使法轮功练习者做再多的好事，也抵消不了他们诋毁科学，散布迷信，阻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大恶”。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也谈〃好人〃
Ｚ。Ｙ
李洪志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每每读到这样的字眼，我不禁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恶心，也有一种悲哀。
我不能否认，修练法轮功的人中，的确有很多不错的人，像我就认识某某大学负责传功的一个研究生，人很单纯，很和善。只是当他提及“师傅要比父母亲的多”时，我才没敢和他深交。而且，大多数练法轮功的人也是抱着一种从善无门的目的，从而相信法轮功，沉迷于法轮？但是，能够由此就得出结论：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吗？
好人是能够自己封给自己的吗？
不练法轮功的人又能在好人，和好人中的好人之外找到什么称呼呢？是不是所有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呢？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李洪志的好坏问题，虽然我对他的陡然暴富以及在美乐不思蜀感到迷惑。我只是想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我经历的实例。
大学时一个室友，人葛的一塌糊涂，整天想的就是有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