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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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的牙齿咋个这么洁白呢？”
　　“长年累月喝的是牦牛奶呗！”昂尕答曰。
　　一语一笑，一问一答，这位前辈作家一下子与大家缩短了距离。和蔼、随意、亲切，这是骆文老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对人的关切与爱护，也是他当时所给我的第一感觉。事实上，他那内在的人性之美，在他的散文集《对人的钟爱》及他的其他作品中，也都热切的、尽善尽美地表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来自长江源头的青年藏族作家昂尕独有的偏爱与呵护。在整个笔会期间，我敢说：昂尕同志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殊荣。可不！在笔会召开的开幕式上，骆老的致词中就特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来自格拉丹东雪山下的作家昂尕；之后，每到一个参观的地区，骆文也少不了向接待单位的负责人提到昂尕的名字。而在十堰市汽车城举行的笔会闭幕式上，我们的昂尕同志还被请上了主席台呢。所有这些殊荣，昂尕自然铭记在心。我们的藏族同胞是很重感情的。笔会结束我们就要离开十堰的前夕，昂尕特地邀我一起去向骆文老告别。昂尕郑重地向骆老发出邀请，邀请他一定要去青海高原看看。骆文老非常高兴地说：“真要到青海高原看看才是。只是年事已高，怕适应不了高原气候。”我说：“没事。你只要去了，我们会对你‘重点保护’。”骆文沉思了一会，说：“现在去还为时早了点，因为在岗，协会的事多要操心。等过几年我办了离休手续，我就下这个决心，说什么也要到青海去一趟。”他说的都是实情实话。我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就说湖北作协主办这次笔会罢，历时二十天，行程三千里；想想，我们自武汉出发（武汉期间众多的活动内容不说），溯江而上，看葛洲坝雄姿，访奉节古城，踏浪大小三峡；继而是昭君故里留痕，鄂西山区探奇，直抵十堰汽车城。如此规模的活动，骆文老在大家的眼里，全然是一个忙碌的身影，大至主持会议，小至吃、住、行等的安排，无不在他的记事本里记着，在他的行动中操作着；都浸透着骆文老艰辛的劳作和汗水。我就听同行的人说过：骆文老也是个‘工作狂’的人。据湖北作协的同志说：笔会召开前数月，骆文同志几次去接待参观的单位和地方，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讨接待事宜。对于一个从1941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官至湖北文联和湖北作协主席、年过古稀的骆文来说，这样的任劳任怨，我们当时所有的人无不对他怀着敬意。
　　骆文老于1989年离休。他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没有食言。应我们之邀，他于1991年7月中旬偕夫人王淑耘老师和他们的两个孙儿，来青海高原度假，住到这年8月中旬才离开，整整一个月。记得我去西宁火车站接他，他特别高兴，头一句就说：“高原真好，西宁真好，凉爽、清新、高远；不像我那个火炉城，七月流火，连栏杆、床架摸着都烫手。”
　　骆文在高原古城西宁生活的那一个月，用他的话就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舒心的日子。这一个月，除我们安排他们去塔尔寺、青海湖等地参观外，骆文每天的生活很是规范，早上晨练，上午读书或抄记有关资料；下午呢，我见他喜欢去下榻附近一处叫南川河的河滨公园。这处所谓的公园，不宽不长，却集中了来自周边的低层人士：退休职工，赛棋好手，卖唱艺人，摊头小贩，食客看客，等等。最吸引骆文的有两处，一处是几个“麻眼”（瞎子），手握“三弦”，弹唱青海地方曲艺“贤孝”，另一处则是一个帐篷里常有一些“花儿”唱家在引吭高歌。骆文总是坐在一侧深情地听着，那么认真而又痴迷。时间长了，公园里不少赋闲的人竟然熟悉了这个远来的、白鬓苍苍的老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一个老革命、老作家。骆文老几次问我：“你常去北川河河滨公园么？”我告诉他不太常去，人多杂乱。骆文摇着头说：“那地方生活丰富哩。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得到第一手的知识和素材。”当时我很不在意他话里的意思。如果不是后来我读到他写青海生活的一系列文章，我是不会理解河滨公园为什么能够吸引他去的缘故。这也许就是他——骆文式的创作活动和方法。
　　现在我又必须谈起骆老和昂尕的事了。骆文在青海度假期间，曾多次向我问及远在长江源头的昂尕同志，并与我谈起《长江魂》一书中收入昂尕的文章：《葛洲坝，我心中的金盏花》，称赞这篇作品联想别致，构思新颖，很有激情。又说昂尕是土生土长的牧区人，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大有培养前途的作家。也许是骆文自年轻到年老，长期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缘故，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切与注意，总是爱护有加。骆文计划在青海高原黄金季节的七月要来青海的消息，我在六月份就写信告诉了昂尕。昂尕因此在七月初风尘仆仆地赶来西宁与骆老相聚。那会骆老尚未动身。昂尕苦苦地等了一个星期仍不见到。这时王树州急电昂尕速回。昂尕当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广电局局长，公务也是很繁忙的。昂尕只好带着遗憾回了玉树草原。尽管如此，昂尕还是隔三岔五地给我来个电话，详细询问骆老一家人的身体状况和在西宁的生活，并说等他把工作安排好了，他还会争取再来西宁与骆老相见，好在骆老在青海要住较长时间。从玉树首府到西宁1200余公里，路不好走。我们的昂尕后来还是来了西宁，并且带了小袋草原特产誉称“人参果”的蕨麻想要送给骆老家人。万万没想到又一次的失之交臂，骆文一家人已先前一个星期回了武汉。这件事对昂尕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终生遗憾。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我和骆文老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6年12月间，我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通知，让我去深圳休养。我偕夫人及小孙女一行，绕道武昌乘往广州的列车。行前，我给湖北作协发去电报，请他们帮忙购买两张卧铺车票。我们到达武昌是凌晨五点，天刚蒙亮，恰巧那天又下着绵绵细雨；十二月天气，让人冷不可支。没想到在这样刮风下雨的清晨，前来接站的竟是年过八旬的骆老。此情此景，让我感动得难以为情。骆老说：“因为湖北作协的同志不太认得你，是我主动请求来接你的。阔别有几年了，真有点想你啦。”说着一手抱起我的小孙女，领我们朝车停在的地方走去。这里我不便多说湖北作协和骆文夫妇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天清晨骆文老接站时的身影。他身着风衣，冒着细雨，当风而立。那身影恰以一尊雕像，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刻，当我手捧着他于2003年2月19日写给我的最后信札，油墨似乎尚未干去。他在信中说：“居住环境差，不算什么，有机会去西宁，还是可以写东西，有精力，决不要放弃走笔，你的散文很有风彩嘛　。”信的最后又写道：“你还是我的小老弟，不能消极。”这些宝贵的充满爱抚的字眼，将会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往事难忘。骆文老，你可记得么？我那次南去深圳，临别武昌时，我在旅馆打给你的电话，我说：“骆文老，我会永远怀念你的，因为你是值得让我永远怀念的人。”
　　现在你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当我回想起上述有关你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小节；但就是这些生活小节，今生今世，也会如梦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正是怀着对你的尊敬和永在的感激，我献上了这篇晚写的悼文。骆文老，安息罢！
　　


审读文人风骨
■　　周　熠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末至魏晋的250余年间，真正称得上天下大乱，政治黑暗，血雨腥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名士文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恪守“士可杀不可辱”者，自是朝不保夕，肝脑涂地。像那“口无遮拦”的孔融，“谈玄论道”的何晏，“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嵇康，貌美心高、“文以悲情著称”的潘岳，文武兼备、“才冠当世”的陆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谢灵运等等，都无法逃脱被杀头的厄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叹也夫！
　　那些不想被杀头，“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便只有消极遁世，改变活法。于是，或背弃礼教，倡释老庄，“口不臧否人物”；或放浪形骸，纵情药酒，寄意山林，啸咏江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惹不起，总躲得起”。像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躲避权倾天下的司马氏的纠缠，每日饮酒一石，酩酊大醉六十天。“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拥酒度日，放纵山水。每天出门驾着鹿车，车上载着酒，带着锹，一路饮酒不止，声言死到哪儿就就地挖坑埋在哪儿。还有那个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的大名士皇甫谧，为避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长期称病，胡乱吃药，以致数九寒冬袒裸在床，叹息不止。终乃隐迹草野，与鸟兽为伴，潦倒一生。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忍见官场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待月荷锄，诗酒相伴。这些文人们避世自保、遗世独立、放荡不羁的行止，其风流所及，渐成时尚风气，世人竞相仿效。这便是鲁迅先生所称之为的“魏晋风度”。
　　在这林林总总的魏晋风度中，我更推重王羲之父子的风骨气度。我们知道，王羲之是魏晋六朝时期独占鳌头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也十分脍炙人口，是历代散文宝库中的翘楚之作。而他的风骨品操尤令人刮目相看。
　　王羲之出身名门士族，其伯父王导、王敦都是东晋的名相重臣。王羲之十三岁时便以刚正多才而显名于世，与其伯父的两个儿子被时人并称为“王氏三少”。当时的太尉郗鉴欲与王家结亲，便派使者去王家挑女婿，王导对使者说：几个小字辈的都在家，你就去东厢房里挑选吧。使者回到郗府禀报况：“遍观王家子弟，都很优秀，只是听说要选女婿，一个个显得拘谨有余，大方不足。惟有一个子弟，袒腹东床，只管用餐，气度自若。”郗鉴欣然表态说：“这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经查访，正是王羲之。于是，郗鉴“遂以女妻之”。“袒腹东床”遂成千古佳话。据史载，羲之爱鹅，见会稽一老妇家有一只善于鸣叫的鹅，请求买下，不允。就亲去观赏。不料老妇人听说，急忙杀鹅烹之以待客。羲之为此好哀伤。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鹅，王羲之闻知乘车前往观赏，并欲购之。道士提出请他书写《道德经》，便将鹅送上。王羲之欣然振笔，写完《道德经》，用笼子载了群鹅，高兴而归。一天，王羲之在山下见一老妇在卖六角竹扇，便在每把扇上题了五个字。老妇有些不高兴。王羲之说：“你就说是王右军所写，每把扇就可卖百钱。”老妇照此叫卖，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后来，老妇又拿着扇子求他写字，他笑而推之。由此可见，王羲之不仅有才，书法为世人推崇，其率真、清高、洒脱自由的个性也鹤立鸡群。
　　王羲之特立独行的人格也凸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朝廷屡次征召，包括他作丞相的伯父王导也劝他出士，他都一一拒绝。坦言素无在朝廷做官之志，常怀寄寓山水之心。后来，被封任右军将军、稽会内史。在任上适逢江东遭饥荒，就开仓济民，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役，被朝廷采纳。不久，因瞧不起骠骑将军王述，不愿与其为伍，更不甘居其下，要求调职，朝廷不允，他便愤然辞官，并在父母坟前酹酒起誓：从此断绝名利，“信誓之诚，有如皎日！”
　　王羲之的傲然风骨，自然难为官场所容。尽早告别仕途，当然可惜。但是，他的彻底隐退山林，泛舟沧海，却更丰润了他的书法和文笔。自古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四品五品官员多如牛毛，而以书、文并峙的《兰亭集序》却是千古一绝，而“书圣”就更是独一无二的了。
　　不仅如此。王羲之的浩然正气和清峻风骨还影响了王氏后代。他的小儿子王献之就很有父风，其书法与王羲之在历史上并称为“二王”。太元年间，太极殿落成，身为骠骑将军的谢安打算请王献之题写匾额，但是难于直言，就试探地说：“曹魏时候，凌云殿匾额当时未题写，便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就只好让韦仲将站在悬支起来的高凳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成，两鬓都染霜了，衰老得只剩下一口气。韦仲将回到家告诫儿孙们说，此后再不要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了。”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就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的大臣，哪里会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天下不会久长。”谢安便不再勉强王献之题字。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说：“各有所长。”谢安说：“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王献之不屑地说：“外人哪里知道？”噎得谢安无话可说。相比之下，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的风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徽之喜爱竹，见人家有大竹园，便去观赏，面对绿竹，啸咏不止。曾经住于一空宅中，便叫家仆种竹。有人问他，他指着新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王徽之寓居山阴时，一个冬夜，雪后初霁，月色清朗，四野一片皎洁。他对月酌酒吟诗，忽然想起友人戴逵。而戴此时住在数十里外的郯溪。王徽之不顾路远夜寒，独乘扁舟前往造访。折腾大半夜，黎明时到达目的地。然而，走至戴逵门前时却不去敲门，又返身回家。早起的人见此很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慨然而答道：“我本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逵呢？”其弟王献之病重，王徽之要以死代弟。经术士苦劝才罢。献之死，徽之奔丧不哭，直奔灵床而坐，取下王献之的琴，不调而弹，叹曰：“呜呼吾弟，人琴俱亡。”咽噎气绝，月余亦亡。王氏父子有高风烈骨，其家媳妇也近墨而黑。献之、徽之的嫂嫂谢道韫（王凝之之妻），不仅才气过人，而且也别有风骨。其夫、其子皆为贼臣孙恩所杀，贼人杀红眼时，正欲害其幼弱外孙刘涛，谢氏挺身而出怒斥道：“事在王门，不关他族！要杀就先来杀了我！”孙恩理屈不敢杀涛。寡居会稽时，治家严肃，风韵清爽，言谈举止风雅大方。被时人美誉为：“雅人深致”，“有林下之风气”。王家一门两代，在历史上留下诸多佳话，并因此数处列入成语典故，诸如“袒腹东床”、“曲水流觞”、“春蚓秋蛇”、“人琴俱亡”、“何必见戴”、“不可一日无此君”、“林下风气”等等，古往今来，这是不多见的。
　　纵观上述，所谓“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是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独特产物，它是一个大概念。不管是食药炼丹也好，嗜酒如命也好，也无论是扪虱而谈、喜欢驴鸣也罢，怪则怪矣，然而其主旨却都是要远离尘嚣与龌龊，舒张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独立。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风度是向黑暗社会挑战的一面大纛，是文人名士在非正常环境下砺炼出来的特有的风骨气度。
　　“往事越千年”。“魏晋时期”早被历史江河涤荡而去。今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神州大地，生机无限，春风贻荡，与封建腐败的魏晋时代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魏晋风度”也早无实际意义。然而，我们也常说，反面文章正面做。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