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12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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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一夜地在壕坑里玩儿，但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偶尔有人说，从前这里落过许多炸弹。日本飞机扔的。炸成了一个大坑。又说某某曾在哪里挖出过钢盔、日本军刀；还有的说，也许还有没有炸的炸弹，要等铁镐碰到它时才炸。我没准备在那里动土，倒也并不害怕，只是那时非常想得到一把日本军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在街头的地摊上看到了一些近似的仿制品，不过这时我对它已没什么兴趣了。
跎儿：其时跎儿年龄已大，有了劳改资格
壕坑的西南面，有五六排平房。长短宽窄完全一样，区别只在于有的是红砖房，有的是青砖房。每户两间，大约十八平米。好的是前后都有门，前后都有窗。各家各户，只要家里有人，门窗都开着，你尽可从这家钻进，从那家钻出。玩鬼捉人时，可以随便躲在哪家的床底下或板柜里。一天，跎儿趴在“新姑娘”的床底下。这是夏天，“新姑娘”把大木盆放在屋中间，打了水，脱光了衣服，正准备坐进盆里，忽然想起拖鞋，便走到床前，一弯腰，突然看到了一只光脚板。那时的男儿们夏天都喜欢打赤脚。光脚板的出现让“新姑娘”尖叫起来。跎儿的动作亦非常迅速，一转眼，已从床下钻出，打开门，冲了出去，以至“新姑娘”都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新姑娘”慌乱之间将她男人的汗衫扯了一件套在身上，接着就站在门口哭诉起来。当时我们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哭什么呢？去逮人啊。那个夜晚，突然响起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许多人都跟着往巷道里追，我相信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追什么。
事实上，跎儿并没有跑远，他跑到巷道拐角的地方就停下来了。那里有一个公共厕所。他靠在厕所的一面墙上喘气。追在最前面的几个人问他，往哪儿跑了往哪儿跑了？跎儿没好气地说，往哪儿跑了，不站在这儿吗？后来，跎儿说，要是他早知道那些人并不知道就是他，要是“新姑娘”也并不能确定就是他，打死他也不会承认。不过太晚了。跎儿说，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我自己不会回去吗？说罢，他就领着那一帮人大摇大摆地慢慢走了回去。
跎儿他哥叫黑皮。黑皮其时二十多岁。二十多岁在我们眼里完全是一个大人了。黑皮之严厉就像是跎儿他爸（他爸倒是温不叽叽的）。黑皮不紧不慢地从腰间抽下那根人造革的红皮带。我们都认得那根皮带。春天的时候，他自己翻砂，用锑倒了一个皮带扣。正中是一个五角星。五角星的一只角上有两个砂眼儿。当时他还连连说，遗憾遗憾。现在他却满脸凶恶，欲置他弟于死地的样子。他拿着皮带，在头顶上呼呼地摇着，眼睛盯着他弟：自己说，怎么打？他要他弟自己说。跎儿当然是什么也不说。黑皮于是真的动气了，吼道：吊起来！大家都不知他这话是对谁说的。看样子他像是要跎儿自己吊自己。
现在想起来，黑皮对这种事，实在也是没经验。首先，吊打的事就没办法解决。在我们那两排宿舍间，就只有我家的一棵泡桐（没完全长大）还勉强可以吊人，但我母亲坚决不让他这么干。最后只好让跎儿蹲在地上。皮带一上身，跎儿就在地上乱滚起来，爹呀妈的乱叫。一些大人连忙扯住黑皮，说，你个苕货，还真抽啊？！
跎儿经这一打，从此不再往别人床下钻了。只是，又生出了新毛病：爱偷女人的乳罩，甚至月经带。常有女人站在屋外对人小声说，又不见了又不见了，上面还有血呢！
半年以后，跎儿被送去劳教。三年后，劳教结束。“政府”通知将跎儿领回来。但黑皮嫌丢人，说，领回来干什么？黑皮问可不可再去劳改。其时跎儿年龄已大，有了劳改资格。对方笑了，说，像你这样的兄弟，少见。
跎儿后来拖板车，做零工。
前几年，我在街上偶尔遇见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拖板车。还拖板车？还拖板车。结婚了吗？结了。有孩子吗？有！
接下去我就不知说什么了。有时我想，跎儿的悲剧其实就在于承认了那码事。不就是钻了一次床脚吗？不是什么也没看清吗？至于偷乳罩、月经带什么的那应该看心理医生吧？错就错在他一时没弄清情况，要么是硬充好汉。当然，也有人说我糊涂，比如我妈就这样说过。她还说，认识上不去，早晚你也得去偷看女人洗澡。
“新姑娘”：连个野男人都掐不死，还“老转”！
“新姑娘”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围在她家门口，她男人在朝我们撒糖。有硬糖，也有牛奶糖，那时我们只见过这两种糖。有的糖和纸粘在一起。所以不断有人说，化了化了。或者说，我也化了，我也化了。你化了个球哇！“新姑娘”本人躺在床上。对我们爱理不理的，说，还化了，有的吃就不错了。我看见她衣襟的一角翻了起来，露出了白白的一小片肚皮。我想，那时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的肚皮。一只砖头录音机在床头柜上响着。
第二天，我们看见“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而她男人则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打毛衣。绿毛线。一根线挑在他翘起的小指上。他穿一件洗旧了的绿军衣。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个“老转”。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事实上他们刚搬来不久。婚后不几天，男人去上班，“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只偶尔出来倒痰盂。大人们看见她，悄悄议论说，痰盂还是倒的。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画画，画的是毛主席的头像。正画到耳朵那里，忽然看见“新姑娘”匆匆地闯进来，将痰盂往我家床下一塞，接着就又跑了出去。我非常纳闷。扭头朝窗外一看，立刻明白了。来了一个男人，显然是来找她的，她嫌端着痰盂不好看。“新姑娘”和那男人笑着，不紧不慢地将他领到家去。我妈下班回来时，那痰盂还在我们家。“新姑娘”来取时，我妈脸色不大好看，说，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新姑娘”陪着笑脸，说我画得很像，很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不久，就出事了。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和“新姑娘”关在屋里。“老转”突然回来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扭打，奇怪的是没人说话。屋外已静悄悄地围满了大人和小孩。有的小孩想扒窗子，被自家大人喝住了。但最后还是有一个人趴上去了，是四儿。四儿像个猴子，没人管他。他趴在窗上说，在掐脖子，在掐脖子。下面的人连忙问，在掐谁的脖子？谁掐谁的脖子？四儿一会儿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一会儿又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他的话没有变，变的只有语调。但人们还是感觉得出掐和被掐的变换。到这时才有几个大人说，这样子恐怕不行，掐来掐去的，怕要闹出人命来了。后来还是姚伯伯走近去，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在那门上捶了一阵。门好一会儿才开，是“新姑娘”开的门。那两个男人互相抱着，滚在床上，仍在掐来掐去。“野男人”走了好一阵，“老转”才慢慢出来。他的脖子很红，满是抓痕。有几个女人说，你当过兵，还打不过他吗？“老转”说，要不是她帮他，要不是她帮他……这一来，大家就很看不起“新姑娘”了：居然帮着野男人！想谋害亲夫啊？！同时也很看不起“老转”：你还“老转”，连个野男人都掐不死，还“老转”！更有女人说，一开头，就知道要出事，哪有男人打毛衣的，说起来还是个“老转”，这么秀气！
掐脖子事件之后，门锁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老转”一个人回来了。没什么人跟他说话。过了一阵，那门又锁上了。锁了很久，直到有了新的面孔来开门，大家这才知道“老转”已搬到别处去了。从此再没人见过他。倒是“新姑娘”有人见过，见过的人是我妈。我妈说她看见“新姑娘”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吃着东西；一个男的推着她慢慢地在街上走。那男的好像又换了，还是她先叫的我，我妈说。
有时我想，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在街上遇见她。那时，她也许是坐在一辆小车里。多半是她先看见我，她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画得很像，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老姚：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就是那个用一只胳膊捶门的人。掐脖子事件之后，大家都说是他用一只胳膊挽救了“老转”的生命。不过那“老转”也太不像话，居然连个谢字都没有。老姚（大人都叫他老姚）倒不计较，笑笑说，又不是什么好事，要人家谢什么？
老姚说这话时正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喝稀饭。他光着上身，不流汗。他个子大，瘦。看上去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的左胳膊短了一截，小臂基本没有了，只留下了二三寸，刚好弯过来，与大臂形成一个角度，将饭碗跟儿卡住。经常有人欣赏他吃饭的姿势。大概没有人问过他的胳膊是怎么断的，但肯定不是因为打仗。他没当过兵，从我们叫他姚伯伯起，他一直都在水果公司工作。他的老婆（我们叫她姚妈）经常帮着他拣水果。她在门口放两个藤筐，一个是满的，另一个空着。扒开粗糙的黄裱纸，一只一只地检视：红的、光滑的则放进那只空筐。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好东西都叫老大哥吃了！老大哥？老大哥是谁？有人问。老大哥都不知道？你连老大哥都不知道？！她说，我们的苹果到了苏联，苏联人就拿一个圆圈，篾的，把苹果放上去一卡：正合适的，收下；太大或太小都不要，让装上火车，再拉回来。那时就有人问，那拉回来的是不是都叫火车司机吃了？屁！她说，火车司机吃什么？不都是自己拎一个饭盒儿吗？妈也，好东西都让老大哥吃了。从前我们都以为越大越好，听了她的话才知道：不大不小，才是最好。后来，我们知道这些话其实都是老姚跟她说的，她不过是学舌。老姚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有一年（那时文革已开始几年了）武斗搞得很厉害，一群工人将一帮学生包围在天主堂里。四面架了枪，三天三夜学生们水米未进，饿得在顶楼上对着扩音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老姚不知怎么弄了一篮子馒头，想悄悄送进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老姚被一些拿枪持棒的人逮住了。人说，你一只膀子还想干这事儿，难道就不怕折了另一只？老姚说，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别人见他还算老实，就没有打他，还让他把那一篮子馒头也拎回来了。后来大家分析了好一阵，认为是怕他在馒头里下毒。所谓送馒头说不定是个计策，就那么一只胳膊还去送馒头，这不蹊跷吗？
老姚的计划失败后，姚妈十分气恼，见人就说，也真是，一只胳膊怎么啦？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后来死于肺癌。老姚死后，姚妈就不怎么说话了。
黄混儿：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
黄辉，这个名字一到方言中，加上儿化音，就成了黄混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点混里混沌的。实际上黄辉并不“黄混”，憨厚而已。这是个极其魁梧的人，我很少见到像他那样宽的肩膀，那样厚实的胸脯。夏天他光着上身，穿条肥大的短裤，坐在门口跟人下象棋。他的棋很臭，但战斗性还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往往一下就到了后半夜，尤其输了棋，更是纠缠不休。他下棋时，架势很大，两腿分得开开的。这时，从那大荡荡的裤管处就露出了不雅。小儿们就互相挤眉弄眼，一齐叫：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那时，街上的行道树大多换成了法国梧桐。听说法国梧桐又叫二球悬铃木。大家有事无事就念着这个词，好像别有意味。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二球，还悬铃木！一开始，黄混儿还不明，跟着笑，后来就有点明白了。再听人叫二球悬铃木，便赶紧把两腿往里拢一拢。但不多一会儿，就又原形毕露了。
黄混儿在食品厂上班。隔不几天就用白铁桶拎一桶“流蛋”回来。所谓“流蛋”，就是厂里便宜处理的破损鸡蛋。黄混儿利用休息时间去掉蛋壳，下班时拎着半桶流蛋晃荡晃荡地走回来。他一回来，大人们就都出来了，拿一只大碗。一大碗只要一毛钱。若是夏天，甚至只收五分钱。有时到最后不够一碗了，他就不要钱。大家经常享用便宜流蛋，黄混儿的人缘无人能比。大家都说他好，只有一样，打孩子太狠了一点。
黄混儿有个儿子叫三儿。三儿长到十四五岁了个子还那么小。有时别人跟黄混儿开玩笑，说你这么“蒯”，三儿怎么这么点儿呢？黄混儿说，那有什么办法？再好的种子，落在一块薄田里……后面的话被他吞了进去。他指的是三儿妈。三儿妈又干又瘦，一向病病歪歪的。三儿妈一听到这话就要生气。说，我原先是这样的吗？还不是叫你弄的！说什么呢？叫我弄的？黄混儿回过头来，有点生气的样子。这时，开玩笑的人就赶紧说，是啊，是啊，你还不承认呐？不是你弄的是谁弄的呢？黄混儿愣了愣，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于是就不吭声了。
黄混儿打人的确很厉害。但他有一个原则，只打自家人，不打别人。打自己的，别人说不起；打别人，犯法。文革中搞武斗。有人说，你这样的块头，一个顶仨！但黄混儿从未参加过武斗，他一直在下棋。大家的确没见他打过谁，只见他打三儿。有一次，他一掌将三儿击飞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擂鼓一样。只见三儿从屋里凌空飞扑而出，像一个砂包似的狠狠地摔在地上，接着就哇地一声吐出了几条蛔虫。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前，壕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说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有一天黄混儿终于动手打了自家以外的人。挨打的是个强盗。说起来，强盗在壕坑还是比较少见的。有时甚至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白天就更不用说了，门窗都大开着，任人进出。那个夏天不知怎么就有了强盗。先后有两三家人都说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有一天夜里，我刚刚睡着，忽然被一点什么响声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虚掩着的窗子慢慢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接着，从窗口伸进来一根向日葵秸秆。这秸秆我是很熟悉的，一向放在窗外，每三根一组，做成支架，用来晾衣服的。那人一定是从中抽出了一根，算是就地取材，再用它来取“财”。不过，实在说，他想偷的也算不上什么“财”，只是晾在屋里铁丝上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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