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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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十二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子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连忙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先开大门。骑兵们一拥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拔掉两个据点，接下来又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回到了河北清河。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发现据点旁边有个小工厂，就命令战士们把作坊里的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汉奸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1942年4月初，骑兵团新上任的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故事。
自从当上了团领导，“陕北冷娃”王永元也能说几句河北话、山东话了。他比比画画地描述石头地雷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又是如何“轰隆”一响惊天动地、晴天霹雳、天女散花、鬼哭狼嚎、大快人心……正吹得起劲，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王参谋长顿时傻了眼，他不知道啊！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管理参谋万怀臣听别人讲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能制造炸弹，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这个炸药厂位于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①，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厂子就归了汉奸郭金城。武官寨是个大集镇，据点里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还有伪军两百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当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设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要打个“巧”的。
部队连夜出发，一、二、三连把武官寨东南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控制起来，四连则连夜直扑东北方向的郑家口②。郑家口是运河边上的重要码头，素有“小天津卫”之称。那里有日军的征收所和物资站，如果受到攻击，周边的鬼子非去救援不可。
果然，一大早，骑兵四连在郑家口虚张声势，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就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急忙赶往郑家口。四连就带着一大帮鬼子兵四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留在村子里“守马桩”、充当预备队。二连和三连的战士就带着两个伪军溜溜达达地去了武官寨。这两个伪军是炸药厂库房的管理员，因为贪财，时常监守自盗（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头天晚上，他俩被地方干部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曾团长递过一根烟：“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交个朋友。两位要是想当死朋友呢，好办，一人一枪就行；想做活朋友嘛，也好办……”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当活朋友。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两个伪军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领到了八路军颁发的《同情抗日证》，决心改邪归正，从此精忠报国。
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搂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个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地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两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
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
事？……”话没说完，他就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①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②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