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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中国骑兵-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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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089①瓦窑:今河北冀县窑镇。
  091①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
  095①“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一二九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逃跑的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冈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1942年到1943年,
  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
  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吗?”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吗?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就先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疾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闻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孔家辈分排字是“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19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①。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一一五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一二九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冈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
  卖冰糖葫芦的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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