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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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944年，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担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骑兵团所在的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
新军区成立以后，供给部给骑兵们打造了新马刀，刀身是日本样式；刀鞘是供给部部长傅家选（开国少将）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份，冀鲁豫各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思想。团参谋长王玉珂、参谋张玉臣、李华珍、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多名连以上干部到太行山参加政治培训，骑兵团的各连队分散驻扎在河南滑县的几个村镇里，在团长兼政委况玉纯的带领下搞整风学习。
就在这时候，一股伪军突然窜入九分区的根据地。伪孙殿英新五军暂八师的一个营占据了双村营①，蛮横驱逐居民，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随即命令二十一团出击，消灭掉这股敌人。
按道理，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实施豫中战役，而孙殿英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浚县和汤阴，只有这么个前锋营孤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由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去打一支立足未稳的伪军营，九分区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一仗的问题不大。
但是，意外的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进驻双村营的这支部队属于伪二十二团，号称是孙殿英的王牌部队，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伪营长杨芝仑是副军长杨明卿的亲儿子、孙殿英的干儿子，素有“新五军猛将”之称，是“孙大麻子”的宝贝疙瘩。
6月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保密纪律，携带会议记录到游击区办事，结果被敌人杀害，随身物品也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日军的一个炮兵小队也携带两门步兵炮前来增援。
5月20号夜里，刘春雷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团部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当时，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①，距离双村营大约三十公里。大家快马加鞭奔赴战场。刘排长一边跑一边心里犯嘀咕：“伪军夜间长途增援，真是少见，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了下来。
一连和团部驻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黑往前走，心里却也不大相信伪军会在夜间搞长途驰援。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叫一声坐在了地上。廖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了一只蛤蟆，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有回答。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两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一场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了回去，还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的。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留下部分人“守马桩”，其他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跑在前头的是九分区的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骑兵团的阻击线在双村营的西南三华里，旁边有座大庙。阵地的南面是朱照村，新四路（冀鲁豫的一支游击武装）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