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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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作战单位，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19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宣称：“中共军队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19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被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2月中旬的时候，原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一二九师骑兵团的首任团长）被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思想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提升让大家都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与伪自卫团五千余人。
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五十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蹚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有两百多人，团长和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其他连队负责阻击，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里呱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还有的人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并招呼道：“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刚跑到院子里，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蹿呢。两人连忙开枪，也不知打了多少发子弹。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大刘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刘春雷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蹿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嘴巴一抿一抿的，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两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破坏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从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他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
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020①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吗？”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一把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团部命令就到了：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候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像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真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骑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里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儿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作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①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