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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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刘春雷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
两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
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斥候骑兵。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一二九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就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
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此人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
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性命都难保。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起来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他们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一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追了出来，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他们的速度飞快，不一会儿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八路军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得遍地开花。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眼见一个高个子敌人向他砍来，他高举军刀斜刺过去。哪知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作出什么反应，土匪却丢下武器、抱头跪地了。不一会儿工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春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了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颇丰。“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大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19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撤销了“聊阳阿独立大队”的番号，把他们交给先遣纵队改编。
一二九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有些紧张。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人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会上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法无天。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政治处宣传干事编了首顺口溜，唱的是：
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
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
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