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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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19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老想睡觉。
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了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待了没几天刘春雷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19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没过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家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收入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道：“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吗？”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参谋，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她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刘金树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
055①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休假期满，刘春雷回到南宫县的段芦头村，这是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伤病员归队的时候都去那里报到。在村里，大刘遇见了崔连喜和骑兵团的医生李丹阳；还看见他俩的旁边跟着个神态慈祥的老头，穿着蓝布褂子，却戴着顶八路的军帽，说起话来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是新来的“老李医官”。
小八路崔连喜是因为生病而离队休养的。1941年开春，骑兵团流行起一种叫做“回归热”的急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三天两头发高烧，迷迷瞪瞪神志不清，撕破衣服大喊大叫到处跑。战士们前脚刚把病人送进卫生队，后脚又有人撕衣服，吓得大家都把枪支和马刀藏起来，生怕从哪里窜出个“热疯子”，舞刀弄枪地伤了人。
“回归热”属于人畜交叉感染，要想断根就得先把战马的毛病治好。
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个“马医生”，以前是在牲畜集市上做中介生意的，熟悉牲口买卖的行情。他平时给牛马看看牙口、治点小毛病还行，可一旦遇到大问题就没了招。曾玉良团长打听到山东德州有家姓李的兽医很有能耐，赶紧托人去求医。李丹阳是李家的独生子，听说八路军有事，扛起药箱就来了。可是曾团长却觉得李丹阳太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治不了病，又派人去吓唬他爹：“你家小李子在部队面前立了军令状，如果治不好战马的毛病怕是要被枪毙哦！”老头一听果然急了，赶着骡子大车也来到骑兵团。
治好了“回归热”，李丹阳也被动员参加了八路军。他老父亲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一方面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打鬼子需要医生帮忙，干脆也留下不走了。
李大爷上了年岁，不能算参军，属于受“礼聘”的。他也是骑兵团待遇最特殊的人物，可以吃小灶、不出操、不打仗，还有自己的骡子“专车”。老人家不穿军装，却找了顶军帽戴上，弄得半军半民，战士们就称他“老李医官”，喊他儿子李丹阳为“小李医生”。
老李医官是兽医，以前从不给人看病，可自从到部队以后就不分了，战马病了找他，战士受伤了也找他。战场救护的时候，老先生的方针是“先看个子小的，再看个子大的”，意思是先救人后救马。他的口头语是：“好孩子，别怕，有老李医官在呢！”伤员们听见这话就忘了他原本是兽医，不哭不叫，心里踏实多了。有的战士受伤以后就指定要这花白胡子老头治疗，宁愿相信兽医的技术，也不信任毛手毛脚的卫生员。
在段芦头村，刘春雷问崔连喜：“骑兵团上哪儿去了？”
“翻边去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谓“翻边”，就是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时候，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奔袭日伪后方据点和交通运输线——这是骑兵的拿手好戏。
既然骑兵团执行任务去了，大家只好在村子里干等着，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大刘看见小崔好像整天都在吃东西，觉得有些奇怪：“你嘴里嚼的是啥？”
“山楂丸子，李大爷那里有好多呢。”
“那是人家老李医官的东西，小心他知道了骂你。”
“没事，李大爷整天打瞌睡，不会知道的。”
老李头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
问了小李医生才知道，这山楂丸是老李医官自己配置的消食药，也能当零食吃。老人家知道崔连喜大病初愈嘴巴馋，所以明知道小崔偷吃却从不声张，每当看见他来了就闭上眼睛装睡觉，等小家伙“得手”了以后才呵呵地笑着继续干活。
大刘心说，这老李医官可真是个好人。
在段芦头村等了十多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清河县与骑兵团会合。
骑兵们这时候刚从高唐县“翻边”回来，还缴获了一个皮革工厂。
山东高唐是日军的所谓“治安模范区”。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个吴官屯，是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原先是个卖烧饼的商人。这家伙很贪财，当了伪军官仍惦记着发展自己的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作坊办工厂。
伪军的副中队长是王光照，当时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是有三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了，并且还担任着唐北县委的敌工股长。于是，事情就好办了。
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十二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