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生死书-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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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意识终于分离时所发生的事，对于任何人，尤其是对于寻求修法或安住于心性的精神修练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一般说来，延长死亡过程的维生系统，只会引起临终者不必要的执著、嗔恨和挫折，特别在这不是出自临终者本人的意愿时。临终者的亲人在面临这项困难的决定时，应该思考如果确实没有复原的机会，那么他们所爱的人在生命最后几天或几小时的品质，也许比起只是让他活着来得重要。此外，因为无法真正了解神识是否仍在体内，我们甚至会弄巧成拙地把他们禁锢在无用的肉体上。
顶果钦哲仁波切说：
当一个人没有痊愈的机会时，使用维生系统是无意
义的。让他们在安详的气氛下自然去世，并代替他
们采取正面的行动，是一件很好的事。当装上维生
系统，却没有一点希望时，那么停止机器就不是罪
恶，因为没有方法可以让患者活下去，你只是以人
工方式「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已。
对临终者进行复苏的急救，有时也是多余的，同时是不必要的干扰。一位医生写道：
医院突然变成一阵忙乱，几十个人冲到病床边，做
最后一线希望的急救。实质上，已经去世的病人，
被灌进一肚子的药，插了几十根针，并接受心脏电
击。我们临终过程的心跳速度、血气值、脑波图等
被详细的记录下来。最后，当医生都试过了，这种
慌乱的急救才告一段落。
也许你不希望有维生系统或复苏急救，也许你希望在死亡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被干扰。你希望能够像上师所推荐的，临终时有安详的环境，但怎么能肯定你的愿望会受到尊敬呢？
即使你说出你的愿望，不要在医院接受治疗，你的要求也不一定会受到尊重。如果你的亲人不同意你的愿望，即使你还能清醒地说话，他们也可能会要求医院做某种治疗。不幸的是，医生常常是顺从家人，而非临终者的愿望。当你临终时，如果想控制你的医疗照顾，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家里过世。
在某些地区，你可以透过「预嘱」之类的文件，来表明一旦你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时，你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治疗。这是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可以帮助医生在碰到两难情境时做决定。不过，这种文件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不能预测疾病的复杂性。在美国，你可以与律师 签署「医疗照顾永久授权书」，这是陈述你的选择的最有效方式，也可以尽量确保你的选择会受到尊重。在这项文件上，你可以指定一位了解你的态度和愿望的代理人或法律代言人，他可以针对你的特殊病情做反应，并代表你做重大决定。
诚如我在第十一章所说的，我建议你要了解你的医生是否乐于尊重你的愿望，尤其是当你希望拿掉维生系统时，当你的心跳停止不想做复苏急救时。你要确定你的医生告诉过医院职员，也让你的愿望写进诊疗书上。你要与亲戚讨论你的临终问题。你要请家人或朋友在你的临终过程开始时，就请职员拔掉任何监视器和静脉注射导管，如果可能的话，把你从加护病房移到私人病房，试图让你周围的气氛变得宁静、安详，尽可能不要恐慌。
允许死亡的发生
一九八六年，美国医学协会决定，医生从即将去世的末期病患和可能会昏迷不醒的人身上除去维生系统，是合乎伦理的。四年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表示，如果他们依赖维生系统，又没有痊愈的希望时，宁可不接受治疗。
限制或除去维生治疗的决定，通常称为「被动的安乐死」。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中止仅能延长几小时或几天生命的医疗干预或拯救措施，让死亡自然发生，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做法。这包括中止侵略性治疗、维生机器、静脉营养注射以及心脏复苏器。有时候家人和医生选择不处理会导致死亡的衍生情况时，也是一种被动的安乐死形式。例如：骨癌末期的病人也许会衍生肺炎，如果不医治肺炎的话，可能让病人死得比较安详、较少痛苦，而不拖延死亡。
那些已到疾病末期而决定自己拿掉维生系统的人，又如何呢？他们自己结束生命，是否就造了恶业？卡卢仁波切很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人们如果自己认为受了够多的痛苦，希望获准死亡
时，就是处在不能称为善或不善的情况下。我们绝
对不能责怪任何人做了那个决定。这不是一种恶业，
它只是希望避免痛苦而已，这正是一切众生的基本
愿望。另方面，这也不是特别善的业，……这不能
算是结束生命的愿望，而是结束痛苦的愿望。因此，
它是无记业（中性的行为）。
如果我们所照顾的临终者，要求我们拿掉维生系统，我们该怎么办？卡卢仁波切说：
我们也许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我们也许无法解除
他的痛苦，但我们要以最清净的心，尽我们最大的
力量。不管我们做什么，即使最后没有成功，都不
能被看成是恶业。
如果病人要求治疗者拿掉维生系统时，会让治
疗者处在困难的地位，因为直觉也许会告诉他们：
「如果这个人还装上维生系统，他就会死。」业报
决定于治疗者的动机，因为治疗者是在剥夺某一个
人继续活下去的方法，即使那是病人叫我们这么做
的。如果治疗者的基本动机一直是要帮助和利益那
个人，并解除他的痛苦，那么这种心态似乎不会产
生什么恶业。
选择死亡
前面引用过的一九九零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国人相信，一个人如果处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又「没有改善的希望」，就有自己结束生命的道德权利。在荷兰，据估计每年就有一万人选择安乐死。帮助他们死亡的医生，必须证明这是病人所同意的，他与病人充分讨论各种方案，并且曾经咨商另一位医生，提供其意见。在美国，这个题目很热门，有一本书清楚地描述当人们到了疾病的末期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杀，这本书顿时成为畅销书，也有人开始推动「主动安乐死」或「协助死亡」的合法化。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许多人担心，被视为末期的病人，特别是极端痛苦的人，也许会选择死亡，即使是他们的痛苦也许有办法处理，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长一些。另一些人担心，老年人也许会觉得他们有死的责任，因为选择死可以减轻家人的压力，节省家人的金钱。
许多为临终者工作的人觉得，高水准的临终关怀可以回答安乐死的请求。当她被问到立法中的安乐死问题时，罗斯医师回答：「我觉得，制定这种法律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我认为，每个人应该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然后，我们就能够尊重病人的需要，倾听他们的意见。」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难以忍受的，心神慌乱的，这是毫无意义。佛法提供死亡的不同态度，而且赋予它目的。达赖喇嘛指出：
你的痛苦来自你的业，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在这一
世或其他世承受业果，除非你能找出净化业力的方
法。因此，佛教认为这一世你幸得人身，有能力以
比较好的方式来承担，你就应该去经验业报；这胜
于轮回到无助的道（如畜生）时再来承受，那时候
的痛苦可要大得多。
依据佛法，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临终者处理他们面对的衰竭、痛苦和恐惧，并提供爱的支持，让生命的结束变得有意义。伦敦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的创办人桑德斯说：「在我们的病人中如果有人要求安乐死，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她反驳安乐死的合法化：
我们的社会还不致于穷到不能提供时间、爱和金钱
来帮助人们安然去世对于那些身陷恐惧和忧愁之苦，
而我们又可以解除其痛苦的人们，我们亏欠他们这
一切为了做到这点，我们不需要杀他们……让自愿
性的（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行动，它会妨碍我们对于老弱、残障和临终者的真
正尊敬和责任。
其他的疑问
在出生前或婴儿期去世的人，他们的神识会有什么发展？父母亲能够给予什么帮助？
顶果钦哲仁波切解释道：
在出生前、出生时或婴儿期去世的人，他们的神识
会再度经历各个中阴阶段，然后转世。为一般死者
所做的功德法事，也可以替他们做，例如：金刚萨
埵的净化法门和持咒、点光明灯、骨灰净化等等。
在堕胎的案例中，除了这些修法外，如果父母亲觉得懊悔，他们可以发露忏悔，祈求宽恕，虔诚修持金刚萨埵的净化法，这对他们有所帮助。父母亲也可以供灯、放生、帮助别人、赞助慈善或修行计划，把所有功德回向给婴儿神识的安乐和未来觉悟。
自杀者的神识会发生什么变化？
顶果钦哲仁波切说：
当一个人选择自杀时，神识除了跟随它的恶业之外，
别无选择，很可能会有厉鬼控制和拥有它的生命力。
在自杀的案例里，法力强大的上师必须修特别的法
门，如火供和其他仪式，才能解脱亡者的神识。
当我们死亡时，可以捐赠器官吗？如果器官必须在血液还在循环，或在死亡过程完毕之前就摘除，该怎么办？难道这不会干扰或伤害死亡前的神识吗？
曾经被我请示过这个问题的上师都同意，器官捐赠是极大的善行，因为它出自真诚想利益他人的慈悲心，因此，只要这确实是临终者的愿望，就绝对不会伤害到正在离开肉体的神识。反之，这个最后的布施行为可以累积善业。另一位上师说，在布施器官时所受的痛苦，以及每一个心散乱的时刻，都会转成善业。
顶果钦哲仁波切解释：「如果一个人确实很快就将去世，也表达了捐赠器官的愿望。他的心充满慈悲，就算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的器官都可以摘除。」
把一个人的身体或头部冷冻起来，等到有一天医学进步可以使之复苏，该如何看待这种器官冷冻术呢？
顶果钦哲仁波切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人在确实死亡后，他的神识就不能再回到肉体。把尸体保存下来以便将来复活之用，这种想法明显地在诱引一个人的神识悲剧性地增加对肉体的执著，因此会更加痛苦，并且阻碍转世。一位上师把这种器官冷冻比喻为直接进入寒冰地狱，甚至没有经过中阴境界。
对于退化或得了痴呆症的老迈父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时候，开示佛法可能没有用，但在他的面前静静地修行，或念咒，或念诸佛名号仍然可以帮助他。卡卢仁波切解释：
你是在播种。你的发愿和对他的爱心关怀，是很重
要的。在这种情境下，你必须发自最诚挚的心意，
真正关怀他们的利益和幸福。……父母亲和儿女的
缘非常强，由于这份缘，如果我们对待父母的方式，
还为了其他众生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在细微的层次
上得到许多殊胜的利益。
附录三 两个故事
我在西方的学生和朋友们告诉过我很多发人深省的故事，关于他们认识的人在死亡时，如何受到佛法帮助的过程。让我告诉你两位学生面对死亡的故事。
桃乐丝
桃乐丝因癌症死于伦敦圣克里斯多福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她生前才华横溢，是一位艺术家、刺绣专家、艺术史学家、导游，同时也是颜色治疗师。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治疗师，她对各种宗教和精神传统都很尊重。她在生命的晚期才接触到佛教，而且如她所说，「迷上了」佛教。她说佛法对于实相的本质，给了她最强有力、最完整的看法。让我们听听在临终前照顾她的同修道友们，描述佛法如何帮助她面对死亡：
桃乐丝的死亡对所有人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她死得非常优雅而庄严，每一个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感受到她的力量，不管是医生、护士、助理、其他病人或同修道友们，这些人有幸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能与她共处。
在桃乐丝住院前，我们去家里探望她时，就知道癌细胞到处蔓延，她的内脏器官已经不行了。一年多来，她服用吗啡止痛，现在她几乎无法吃或喝任何东西；然而她从不抱怨，所以也看不出她的痛苦。她变得很瘦，而且很容易疲倦；但当有人来探望时，她就会热诚欢迎，跟他们聊天，散发出愉悦、安详而亲切的气氛。她最喜欢躺在沙发上，聆听索甲仁波切开示的录音带，当仁波切从巴黎寄来一些对她有特别意义的带子时，她往往欣喜万分。
桃乐丝对自己的死亡作了仔细的准备和规划。她不希望有任何未了的事情让别人去处理，所以她花了几个月时间处理这些事务。她几乎对死亡没有恐惧，只想把所有事情处理完，然后可以专心地面对死亡。她对自己这一生没有真正的伤害过别人而甚感安慰，而且她也信受奉行教法，如她所说「我已做了我的功课」。
当时间到来，桃乐丝必须到病房，而要离开那曾经充满多年收藏的家，她只带了随身的一些东西，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她把大部分的东西都送人了，只带了一张仁波切的照片，以及一本谈禅坐的小书。她将生命简化到一个小包包里，如她所说：「轻装简行」。她把离开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如同只是外出购物而已。只说「再见，我的家。」挥挥手，就走出门了。
她在医院的病房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床边的小桌上，摆放仁波切的照片，照片前，一直点着蜡烛。当有人问她是否要和仁波切说话时，她笑笑，看着照片，然后说，「不用了，他一直在这里啊！」她常常提到仁波切所说的，创造一个「恰当的环境」，所以她在墙上挂了一幅有彩虹的美丽图画，正对着她，房间里也永远有很多朋友送她的花。
桃乐丝一直到最后都能控制各种状况，而且她对教法的信仰坚定不移。整个过程反而似乎是她在帮助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帮助她。她一直很愉快、有信心、而且幽默，从她的勇气和自信中，有一种庄严显现出来。她永远愉悦地欢迎我们，让我们了解到死亡并不一定是阴郁可怕的。这是她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觉得能跟她在一起是很荣幸的事。
我们反而几乎都依赖桃乐丝的力量了，所以当知道她需要我们的支持时，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当她在计划丧礼的细节时，我们突然了解，在关心所有的人之后，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可以专心面对自己。她也需要我们容许她这么做。
她的死亡过程很困难也很痛苦，而桃乐丝像一位战士一般。她尽可能自己处理这些痛苦，不去麻烦护士，直到她的身体完全撑不住为止。有一次，她还能起床时，护士轻轻问她要不要用坐式的便器。她挣扎起来，然后笑着说「看看这个身体！」我们看见她只剩下皮包骨了。她的身体虽然越来越衰败，可是精神却越来越散发出光芒。她似乎了解到身体已经完成任务了：已经不再属于她，只是暂时居住而要随时丢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