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5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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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海上，或者进行走私，万里远航。“向外自谋发展的动力于焉形成，越到后来越成为滚滚洪流，并结成足以与朝廷相抗衡的庞大的民间武装势力。”（汤锦台著《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那个时代，“海盗”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们“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明＇谢杰著《虔台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盗们就会卷起骷髅旗，把刀枪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满面笑容，和和气气地赚钱。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时，才靠抢劫度日。而一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想要经营远洋贸易，他会发现他必须得武装成半个海盗。因为远洋通商实际上就是武装走私，东亚的这片海上，危机重重，没有武力做后盾，他的船队随时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竞争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当日的海上贸易，利润实在惊人。以当时贸易的大宗生丝为例，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天启五年（1625）四月六日条载：“生丝（从前一担卖八十两，其后卖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两，是很高的价格）现在中国跃至一百十五两，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两买进。”
一般估计，当日海上大宗输日商品生丝，其利润率为百分之一百四十，牛尾药的利润率最高，达百分之四百五十以上，锦缎获利最低，也有百分之九十。据此分析，当时海上贸易，利润率约为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如果有机会正常贸易，做商人远比做海盗收益更丰。
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史载，这个小官吏的儿子“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这个地区闯荡海外传统的影响，年仅十八岁时，郑芝龙即离家出走，浪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由于长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迹日本期间，郑芝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郑成功因此成为中日混血儿。
因为狡猾豪雄，郑芝龙混迹海上十余年，成为东南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头目，兼东南沿海最大的国际贸易商。他拥有上百只大商船，还拥有数万人的私人武装，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人都得向他交保护费。与郑芝龙一样，以东印度公司为名组织起来的荷兰商人也兼做海盗，他们与郑芝龙来往密切。虽然来自不同的两个半球，海盗的本性却是相通的：嗜血，贪婪，不讲信义，没有道德底线。有时，郑芝龙头一天还在欢宴时教荷兰人中国式划拳，第二天却会劫了一条荷兰船，扫荡了财物后，把它偷偷凿沉海底。而荷兰人身上同样也散发着浓烈的丛林动物的味道。德国史学家卫特（Albrecht Wirth）《台湾之历史》说：“他（郑芝龙）和台湾的荷兰人的关系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郑）到Zeelandia（台湾）作友好的访问时，被皮特·纳依茨（Peter Nuyts）诡诈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条金条赎回。然而如同俗语所说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业利益又使他们结合。”
五
出身在这样的“海盗”之家，郑成功当然对远东海域的各种势力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兰人确实不是那么好对付。
即将展开的郑荷之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碰撞。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八十来年前，中国和西方的武器装备差距就已经十分巨大。荷兰军队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军队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一切情形，与鸦片战争时是那样相仿。连大臣们向明朝皇帝汇报荷兰人情况的报告，读起来都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鸦片战争时的文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皇帝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明末时期，海上霸主的地位还没有轮到英国，而是被荷兰牢牢占据。当时的荷兰军队以武器精良而闻名全球，当时中国人称荷兰军舰为“铁舰”、“夹板船”。用郑军的话说：“夹板船只高大，两边遮盖坚固，火炮利害。”（＇清＇江日升著《台湾外纪》）这些荷兰战舰吃水、载重、船上装载的火炮数量，都大大超过郑军所有的木制帆船。在当时的台湾海面上，停泊着荷兰战舰“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和“威因克”、“马利亚”等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兰人还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城堡和炮台，上面安装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兰士兵则拥有先进的步枪、短手枪、榴弹，甚至还有瞄准器。
而郑成功的军队基本上是用弓箭、关刀、刺戟武装起来的。荷兰人说：“敌兵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挂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执剑，不少兵士双手拿着装在长柄上的大刀。”郑成功也拥有一些热兵器，不过中国热兵器停留在初起阶段，制作十分粗糙。“国姓爷拥有大量的火药和重炮。虽然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制造火药和铸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无论如何赶不上荷兰的产品。”（＇荷兰＇揆一著《被忽视的福摩萨》）
因此，郑成功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敌人，远非手持弓箭的满洲人可比。所以，在确知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只有一千余的情况下，他还是调集了两万多名军人，跨海远征。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三月初一，郑成功在厦门祭江，祷告上苍：
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
他号召部下不要害怕荷兰人的炮火，并保证，自己将身先士卒，向大家证明荷兰人并非不可战胜。
作为后世的历史阅读者，我读到郑成功这段慷慨激昂的讲话时，心里替他捏着一把汗。因为，人数并不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历史的线头，有时重叠交缠，歧径纷纭。许多我们认为的第一次，其实不过是历史的重复。在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拥有的常备军达二百多万，直接调集与英国人作战的有十多万大军，而英国远征军人数最多的不过二万。然而，“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人数多寡及武器装备的对比，与郑荷之战惊人的相似。结果却是数万大军都作为英国人的炮灰，大清王朝一败涂地。
六
听到有敌军来袭的消息，正在修医院大门的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和大部分荷兰人一样，登上普罗岷西亚城堡，向海里张望。他看见，在北方海上，“戎克船很多，匆忙之间无法计算数量”。
战争双方从数量上来说是不成比例的。荷兰人后来说：“（热兰遮）城堡内约有一千一百人。”（《被忽视的福摩萨》）而普罗岷西亚城堡里的武装人员不到二百人。从人数上来说，郑军是荷军的近二十倍。
虽然人数对比悬殊，但荷兰人并没有绝望。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战斗力。长久以来，荷兰人对中国人怀有深深的蔑视。天启五年（1625），曾经跟随荷兰船队在中国沿海参与抢劫的荷兰人威廉·庞德古写成了风行一时的《难忘的东印度旅行》，里面记载了对中国人的观感。他说：“中国人很少听到过枪声，据说一听到枪声就吓得要命。”他们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却很少遇到有效的抵抗。在荷兰船的甲板上，挤满了被俘获的中国人，庞德古说：“每当我走上甲板时，这些中国人马上让出一条路来，并且合掌跪在两旁，真像绵羊一般的驯服。”
在统治台湾的三十多年中，荷兰人也一再确认了中国人的驯服和懦弱。《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甘为霖编译）载，荷兰人每年向生活在台湾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汉族人收取关税，“获得了不少利益”。虽然人数近十万，居台已百年，这些中国人却视后来的一千多名荷兰人为合法的统治者，甘心缴纳这不合理的税赋。然而，同样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却拒不缴纳。“日本人强烈反对缴纳关税，借口他们比东印度公司的人们早来此地六年，所以该地最先是他们所占有的。”因为这一争执，日本人和荷兰人之间爆发了长时期的互不妥协的对抗。
在三十余年的统治中，以上事实奠定了荷兰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优势。因此，当郑成功军队登上台湾岛时，他们还有心情以猎奇的心态来观察这只陌生的军队。
安营扎寨之后，郑军向普罗岷西亚城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梅说：“有一千人以上的武装敌人从城堡北边的马厩，举着飞扬的旌旗，其中有些人骑着马沿着海岸，经过高丘的下面飞奔而来，好像就要打进城堡里面来。”冷热武器的巨大差距此刻显现出来：“但是当他们来到五六竿的距离时，我们向他们发射步枪，射了一二发炮弹，他们损失了几个人之后就退回去了。”“敌人从海边的高丘后面继续向我们射箭，射了很久，箭如雨下，但未造成显著的伤害，只有两名士兵受伤。”
步枪对弓箭的巨大优势，有效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不过荷兰人还是注意到了这些中国人与以往他们见到的中国人的明显不同，那就是惊人的勇敢。一直站在城上的梅记载说：“他们有一个人受伤卧在城堡前面，无法救离那里，虽然他身上已经被射中几颗子弹，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的人射了十九或者二十枝箭，直到我们的黑人青年，用一枝他射过来的箭射中他的臀部，他才摇晃地跌向另一边，用手脚爬离我们的视线。”
这个不怕死的中国士兵给普罗岷西亚城里的所有荷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
第二天，也就是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五月初一，郑荷军队在海上和陆上同时爆发了激战。
《被忽视的福摩萨》载，五月初一的一早，荷军贝德尔上尉因为儿子被中国人击伤，愤然要求带兵出击中国人。贝德尔上尉决心，让这些胆大妄为的中国人尝尝荷兰军人的厉害，“号召兵士们勇敢作战，不要害怕中国人，说他能领导大家获得胜利。他自信必能获胜，其乐观的态度鼓舞了士兵。他们相信中国人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枪炮的声音，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总督”揆一回忆说，贝德尔的想法不无根据。“1625年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方二三百名战士竟能压倒大约七八千名武装的中国人，把他们击溃。从此以后，在福摩萨的中国人就被荷兰人看作不堪一击，以为他们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据荷兰人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他们对整个中国民族都是这样的看法：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和不耐久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
因为对自身战斗力有这样的自信，所以，贝德尔上尉率领荷兰军队发现他们出城之后，面对是四千名中国军队，也毫不胆怯。“荷兰军队以十二人为一排，勇敢地前进，靠近敌人时，连放了三排枪。敌人也不示弱，箭如骤雨，连天空似乎都昏暗起来。双方都有死伤，而中国人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准备逃跑。”
荷兰人大惊失色。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远比他们勇敢，和他们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几乎不是一个物种。“这些（中国）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战友有没有跟上来。
“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过去过于轻敌，以致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的抵抗。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想要仿效吉迪翁（古以色列的英雄）的行径，那么他们的勇气则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队长和同胞。”“中国人乘势猛攻，见人便砍，毫不留情，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全部战死。”
甚至海战，荷兰人也是一败涂地。荷方主动进攻，试图在海上一决胜负。
荷兰人记载说：“敌方大型帆船约六十艘，各装有两门大炮，驶离舰队前来迎战。我方船只首先开炮，炮声如雷。于是，海战开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驶在前面，作战颇为顺利。它一驶过去就用大炮击穿了许多逼近的敌船，有一二艘敌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兰海军如同一百八十年后鸦片战争中的海军一样，将轻易荡平海面。然而，郑成功的军队却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敌军并不因此而退却。在战斗狂热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从各个方向向赫克托号围攻。”在混战之中，“赫克托号不幸因船上火药爆炸而沉没，船上的货物和兵士全部同归于尽”。其他军舰慌忙逃走，荷海军首战告负。
八
郑军的血性，有一半是来自于郑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称郑成功“果敢刚毅，传之自母”。郑成功的这位日本母亲，有胆有识，性情刚烈。在后来郑芝龙望风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军攻入安平，郑家族人纷纷逃走，田川氏“手持剑不肯去”，清军入门之际，这个日本女人“毅然拔剑割肚而死”。
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母亲对郑成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个日本女人家教甚严，特别对郑成功道德品质的成长颇为关切。“他接受了母亲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亲郑芝龙离开日本之前给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圣宫本武藏所创）剑术。”
郑芝龙后来投降了明朝政府，成为一名海军高级军官，兼富贵和荣华而有之。他继续半公开地经营他的商业帝国，同时从日本接回了七岁的郑成功。郑芝龙对这个长子非常重视，为他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郑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经过文武两方面系统的教育，这个少年身上的不凡气象吸引了周围人的眼光。许多人预言这个少年人前途远大。郑芝龙的朋友王观光一见郑成功，就对郑芝龙说：“此子英物，非尔所能及也。”叔叔郑鸿逵也屡屡摸着郑成功的头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史载，读书期间的郑成功文武兼备。“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辞章句，特余事耳。”这个军阀的世子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黄宗羲称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称他的文章：“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
优越的家境、天赋的杰出才华和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郑成功强烈的自信心、优越感和贵族气。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他“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偏爱读春秋故事，欣赏春秋人物那种豪迈坦荡、敢作敢为、一诺千金、轻生重义的英雄气质，崇拜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