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5期-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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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偏爱读春秋故事，欣赏春秋人物那种豪迈坦荡、敢作敢为、一诺千金、轻生重义的英雄气质，崇拜孙子、吴起这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借超人胆智改变帝国前途命运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当擎云。”母亲的刚烈性格遗传和传统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设计，使青年郑成功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虽然文笔潇洒，书法出众，他却从来不以一个书生自期。面对明末以来纷乱的世态，郑成功有一种将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觉。
南明隆武元年（1645），郑芝龙把二十一岁的郑成功引见给隆武帝。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然，一表人才，对答如流，英气四射，大喜。“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
清军南下，母亲为清军所逼，剖腹自杀，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匆匆赶回安平，料理了母亲后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礼拜。从此，郑成功“以只身而奉故朔，海岛群雄，拱手听其约束；五省移徙，避其锋锐。且当败军喘息，又能镇定强战。继而，开辟海外乾坤。”他一生“处无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势，纵横大敌，逐红夷于海上，辟地千里，为有明硕果之仅存。”终其一生，郑成功“明知不可而为之”，在令人沮丧的明末历史留下了英雄主义的一章。
九
郑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一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
在严密的专制统治之下，敢于蹈险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点较低的热血男儿。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野性和血性。这些海盗们专靠勇气作为吃饭的资本。在郑芝龙降清之初，他们一时群龙无首。郑成功一树义旗，他们又呼啸而至，聚集在少帅旗帜之下。
郑成功天性英迈果决，嫉恶如仇。他知道，收服这些散漫惯了的海盗，非严明的纪律不可。因此，郑成功军令如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南明永历二年（1648）十月，清军袭击厦门。当时负责厦门守备的三叔郑芝鹏在慌乱中，“席卷珍宝，弃城下船”，引起“岛中腾沸”。战后，郑成功大会群臣，以“贪财怕死”，“临阵逃脱”，斩亲叔郑芝鹏之首，并令将其首级悬街示众三日。郑成功治军不讲情面，往往如此。
在战斗中，郑成功经常亲身督战，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南明永历七年（1653），清军围攻海澄。郑成功为鼓舞将士，从厦门亲临海澄，登上炮台督战。清兵炮火齐发，部将拼命将郑成功拉下炮台，郑成功刚刚离开，清军的炮弹正好落在郑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击粉碎”。像这样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郑成功的军事生涯中数不胜数。
郑成功崇尚忠义节气，在明末实用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因眼前利益牺牲道德原则。
南明永历六年（1652）长泰之战，清总督陈锦率兵作战失败，羞惭之下，痛打其奴库成栋泄愤。库成栋怀恨在心，将他刺死，割其首级投降于郑营。次日，郑成功会集文武，下令把库成栋捆起来，对他说：“你杀主求荣，是无耻之徒，本藩绝不用你这种不义的人。”虽然诸将也以库成栋投诚，有功无罪，为他求情，但郑成功仍下令斩首示众。
他尊敬真正的军人。在后来的郑荷之战中，荷兰人记载，有一个荷兰士兵在郑成功军前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敢：“马摔倒了，敌人（郑军）追到时，他仍奋勇抵抗，手持卡宾枪拼命射击，直到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国姓爷知道后，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下令厚葬，全军放礼炮致敬。”
这种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理想主义，正是明末的中国人所极为缺乏的品质。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一些人彻底放弃生命的优雅，选择了生存重于一切的动物化生存。另一些人虽然不想放弃道义责任，但被专制教育侵蚀得单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担“英雄主义”的理想，“英雄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异化成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教条的书生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然而，郑成功的英雄主义却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简单人格设计之上。“果敢刚毅，传之自母”这个史评之前，还有一句“权谋术数受之于父”。毕竟，他是成长在一个军阀之家，从小读兵书长大。父亲的精明、现实，在耳濡目染之中渐渐溶入他的血液。从二十二岁起，郑芝龙就有意识地安排他亲历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伪。所以，郑成功的刚烈是一种有弹性的刚烈，郑成功的理想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两翼的理想主义。他既有血气，又有操作的能力。这就注定他不会像黄道周、翟式吕那 样能言不能行，只能做历史上空一道短暂的流星，郑成功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十
中国史书崇尚简约。那些鲜活的、包含着大量复杂信息的细节都被史家删节净尽，只留下严格符合英雄定义的几则条目。
我们得感谢荷兰人。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郑成功的几笔生动描写，使这个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脸谱化的命运。
经受惨败之后，热兰遮城荷兰“总督”揆一派出了两名代表前来与郑成功接触。两名代表详细汇报了与郑成功接触的经过，这一汇报被载入《被忽视的福摩萨》。在其中，我们得以领略西方人眼中的郑成功的神情风采。
两名代表被领进大帐。他们小心翼翼地询问郑成功，为什么对台湾突然发动袭击。
荷兰人描述说：“那个潜伏进来的海盗，不再问任何问题，就扬起眉毛，僵起下颚，很骄傲地说，他来，是为了索取福摩萨岛，及岛上建造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夺取或者志愿交付。因为福摩萨岛靠近对岸的漳州，所以是属于他的。”
两名荷兰人说，郑成功要荷兰人立刻投降，否则，就要在他们面前下令，立刻攻击普罗岷西亚城堡：“他挥手指指他的军队，指指普罗岷西亚城堡，很狂傲地说出亵渎神灵的话（哦，真可怕！）：‘我能够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转过来，我来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们已经看到，昨天你们的大船已经被我的戎克船烧毁了，队长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线尾被杀死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荷兰人，要避免用你们微小的兵力来对抗我强大的军队。’”
确实，五月初一的战斗摧毁了普罗岷西亚城堡内荷兰人的信心。这个城堡内所有能作战的人不足二百，在郑军的包围下，饮水和食物供应都遇到了极大困难。经揆一同意，他们打算与郑成功进行谈判投降事宜。
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被任命与另一位测量师赫尔曼一起，作为谈判特使去拜见郑成功。梅后来侥幸活着回到了荷兰，并且把他与郑成功谈判的过程记入了梅氏日记。
中国史书和其他资料中，关于郑成功容貌举止的记载极少，且歧义纷纭。有的画像上，郑成功浓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画像则显示郑成功淡眉细目，状如儒者。有的记载说郑成功身材很高，在别的记载则说身高不及中人，弄得连后来塑郑成功像时都不知如何取舍。
幸亏，梅氏留下了这本日记，使我们得以幸运地通过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阴，直接观察这位名垂史册的军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两名土地测量师被领到了郑成功的大帐之前。
梅回忆说：“国姓爷坐在帐幕正中央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铺着刺绣得很贵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檐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叛徒何斌将那封信递交给他。他拆看那封信，读完信后，先对自己吆喝，然后对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些显贵官员们吆喝。最后经由何斌告诉我说，看起来上天还是怜悯我们的……（国姓爷）不但要让我们活着，还要同意那些条款所说的内容……只拒绝我们一件事，就是不许前往大员（热兰遮城）。”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普罗岷西亚城堡中的军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镇，但不得去热兰遮城与其他荷兰人会合。
这样，郑成功就可以专心对付有一千一百人据守的热兰遮城了。
十一
在另一篇日记里，梅记载了郑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艺的情形：“他于是上了马，叫我跟着去。我们来到海边平坦的地方，他的一个随从就拿三根约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顶端都有一个小圆环，小圆环上贴着一个银币大小的红纸当箭靶。三根棍子在海边插成一排，互相间隔十竿。国姓爷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带后面，骑到约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后尽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驰而来，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来都维持同一个速度，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这样连续骑射两回之后他就下马，走到我的旁边，问我：看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也一样骑射？我推辞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弓箭，我们是练习射枪的；不过，在我们贵族当中是有类似的娱乐……”
通过荷兰人绘声绘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具有明显的胆汁质性格特征，外向、活跃、急躁。他言语直率，锋芒毕露，作风张扬，为人狂傲。
也许荷兰人的笔端，难免带有敌人先入为主的情绪化倾向。不过，中国人的记载同样验证了郑成功的个性。中国史学家评价郑成功时，往往有这样的语言：“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失在激讦”，“易以意气用事，喜得独占之功”。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确知，在中国史学家眼里，郑成功“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
确实，有许多史实可以证明这些结论。比如，他嫉恶过甚，执法过严，部属有小过亦不能宽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历二年（1648）至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十三年间，被他诛杀的将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员，导致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郑成功的个性与中国人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们眼里，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应该富于城府，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
在为郑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时，我看重的却是这一所谓性格弱点的另一面。郑成功却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积极和欣赏的心态来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认为，必须让年轻人自己去闯荡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事也不要紧，因为这正是少年的特权。
中国人则对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三十岁以前的人，在中国人看来，“血气未定”，属于“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非得四五十岁了，火气渐消，血性全无，才让人感觉安全可靠，才可以当领导，办大事。在传统社会里，“少年老成”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扬。“老练”、“老实”、“老辣”、“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蚌生珠”，在中文词典里，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
所以，中国文化缺乏朝气。“天真”、“热烈”、“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特色。中国文化是以发黄的故纸、深沉的紫檀色、缺乏个性的绣着团花的酱色衣服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丽明快。
只有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当清军南下之时，他才会做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十二
南明隆武二年（1646）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的势力范围福建。清军南进途中，郑芝龙就已开始与之密使洽谈投降事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郑芝龙密令自己的部下放弃天险，自动撤退，并且留下粮草，以备清军使用。
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为不安。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次长谈。《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成功劝曰：“……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郑芝龙的选择，在唐宋之后日益成熟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毕竟，此时清人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只有福建、两广、云南尚未归附。满洲人的战斗力已经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无异螳臂当车。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么，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既然天下大势已定，就应该按归降后的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现在的对策。在郑芝龙看来，现在正是像天才演员那样表演“诚恳”、“积极”的大好机会。他又把海盗那一套抛胆倾心结交新知的老伎俩使了出来，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郑成功的劝说，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虽然聪明精干，然而毕竟不过还是个孩子，黄口小儿，根本没有和他探讨的必要。因此，“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干脆起身离去。
老谋深算的郑芝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个个性强烈的长子，竟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随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后来成为清军最坚定的敌人，并且最终因此带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十三
中国思想家说，孝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无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
按理说，郑芝龙的考虑无疑比郑成功更理智，更现实，也更深远。这个老海盗，凭着他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风涛中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改朝换代的大戏，此时实际已经是快唱完了。历史大势不容更改。降清之后，即使不能如吴三桂、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