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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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掠扰，金主打算迁都汴梁。有人反对，认为一旦迁都汴梁，则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敌，亦非长远之计；辽东乃金人故地，依山负海 ，其险足恃，要迁都也应迁回辽东。金主不从，执意南迁汴梁。
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 ，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 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 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 。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 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 ，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 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 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 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 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 缓。
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 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 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 ，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 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 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 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 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 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 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 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 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 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 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 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 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 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 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 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 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 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 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 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