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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布局天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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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础x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一 山川形势

  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图3…3…1)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 ' 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 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 ' 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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