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5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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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整整十年返城，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把一条腿留在异国战场上。他还会赶上高考改革的末班车，取得文凭，上大学进机关，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无论何种结局，难道不都胜过如今这个一条腿的油漆工人吗？
二杜坚定地说：你错了，即使收到那个口信，我也决不会回国。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候游击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我怎么能做逃兵呢？
我说：什么是南下战役？
他自豪地回说：简单地说，就像中国革命的淮海战役！
他把衣领解开给我看，我看见一个碗口大的伤疤，很显然这就是我的老朋友肩膀不一般齐的原因了。本来我装了一肚子话，并且许多问号还在像自来水一样冒出来，但是二杜没有给我机会，他挣脱我的手慌慌张张逃走了。我目送二杜东倒西歪地挤出市场，爬上一辆塞满人头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动时他挣扎几下才没有掉下来。
我当晚拨通电话，向大头通报二杜复活的惊人消息。
4。大反攻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国内知青英勇扑救山火几乎同时，国境对面的游击队正在发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
这就是著名的南下战役。
这是一场发生在金三角土地上规模最大，也最激动人心的战争，是两种势力的大决战，正如我的朋友二杜所言，它的重大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淮海战役。这些境外老知青向我回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时依然激动不已，他们眼睛发亮，早已逝去的激情像炭火一样照亮他们沧桑的面颊。
二杜说：你知道吗？游击队主力集合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我们浩浩荡荡开下山去，敌军望风而逃。我们目标是攻占L城，解放金三角，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三十多年前那个惊雷阵阵的旱季，壮大起来的游击队不再躲在树林里，他们开出山区，开出金三角丛林，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山区走向平原，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反攻。旭日东升，铁流滚滚，在一支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大军里，无数中国知青手中紧握钢枪，万丈豪情像太阳映亮他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游击队大军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敌军出动飞机坦克，企图以狂轰滥炸来阻挡游击队的前进步伐。我的另一个朋友老邬也就是江海担任卫生员，他摇头说：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那条通往L城的道路简直是用尸体堆出来的。
他举个例子说，比如空袭吧，在山地丛林打游击，敌人空中优势基本上不起作用，远远听见天空马达响，队伍立刻躲进山沟里或者树丛中，敌机变成睁眼瞎。在越南丛林，再先进的美国飞机不是也没有用武之地么？可是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就不同了，往往敌机先发现你，你往哪里躲呢？你两条腿跑得过飞机么？游击队多数是新兵，没有防空经验，一个旅就那么几挺老式高射机枪，怎么对付蜂拥而至的敌机呢？
他撩起裤腿让我看，我赫然看见他的小腿肌肉已经变形，像遭到强力扭曲的钢筋。老邬脸上表情淡淡的，他说：幸好没有报废……狗日的飞机！
另一个境外知青刘义说，当时敌人报纸吹嘘说，一架飞机能打败游击队一个营。我们知青都学习过中国革命史，懂得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不然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美式军队？第一次敌机来袭，我们不仅没有经验，而且没有思想准备，等炸弹落到头上才慌慌张张找地方躲藏。我的战友齐永桂，西北知青，空袭过后我看见他趴在土坎后面没有动静，好像睡着一样。我推他一把，大声说敌机走了。没想到他的人头竟然掉下来，原来他的脖子被大号航空子弹切断了。
敌机给战争蒙上第一层恐怖阴影，后来不少人患上了“恐飞机症”，只要天空传来马达，队伍立刻大乱，人人恨不得把身体钻进地下去。飞机掠过的气流像台风那样把小树连根拔起，子弹的尖啸像刀子划破耳膜，炸弹落下的沉重爆炸声像汽锤轰击心脏。这哪里是战争，简直是屠杀！敌机给所有狂热的中国知青上了严峻一课，那就是不管真老虎纸老虎都要吃人。后来有人找到一个安全避弹的方法，对付空袭相当有效，等于防空洞，那就是跳进粪坑里。粪坑虽然不雅，但是迫于无奈，知青还是不顾一切跳进粪坑躲避。中国知青自嘲为“插队”。
我问刘义插过几回队？他光笑，不答。
5。医院
在铁流滚滚的游击队大军中，高举战旗的“知青旅”担任开路先锋和突击队。他们的任务是分成若干支突击分队，像尖刀一样快速穿插到敌军后方，对桥梁、车站、机场、仓库等等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保障主力部队攻城决战。
“知青旅”是一支光荣的部队，知青战士个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他们年轻的腰背像白桦树一样刚直挺拔，目光坚毅沉着，金三角的烈日和硝烟给他们曾经白皙娇嫩的皮肤涂抹上一层钢铁般的色彩。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头次参战，但是他们丝毫也不畏惧，青春和激情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熊熊燃烧，伟大的理想主义像太阳一样升起在他们精神的天空上，照亮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
人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支知青突击队在穿插途中意外发现一座敌军野战医院。医院很隐藏，帐篷里躺着许多横七竖八的伤员，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进进出出。医院没有战斗力，等于一块肥肉。突击队长是个老游击队员，他透过树缝紧盯着敌人的红十字帐篷，那种眼光冷酷无情，像狼盯着羊羔。队长发布命令说：同志们，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这时候有个戴眼镜的知青爬到队长跟前。他涨红脸，鼻孔喷着粗气，像一匹惊恐不安的马，表明他的内心正在被一种激烈的东西煽动着。他挡在队长面前说：不！……请取消进攻命令！
队长很奇怪，他看着战士的脸，像打量一个陌生人。战士的态度很坚决，他再次重复说：请取消命令！医院是非战斗单位，游击队对俘虏尚且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怎么能够去杀死没有武器的医生护士呢？
队长拿眼睛看看四周的战士，眼镜战士的阶级立场很明显出了问题，许多突击队员都不赞同眼镜的糊涂观点。大家纷纷反驳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犯罪！有人愤愤地质问说：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替谁说话？你是敌人的辩护士吗？还有人深刻地剖析道：你难道不知道敌人医院是干什么的吗？替敌人治伤，恢复敌人战斗力。敌人治好伤当然还要来围剿游击队，杀害我们的阶级弟兄。那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不都是不拿枪的刽子手吗？你为什么要站在敌人一边，替他们说话和保护他们呢？
队长很生气，他慢慢掏出手枪，用枪口指着眼镜脑袋，一字一句警告他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如果你再胆敢说一个“不”，我就枪毙你！
眼镜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开了。
战斗结束，突击队顺利消灭敌人。我问他们：后来呢？眼镜怎样了？
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像冬天的寒风，冷飕飕地回说：后来他被送上军事法庭，关进蛮光监狱里。
6。桥
一支知青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抵达河岸隐蔽起来。
东方欲晓，一座铁桥的巨大身影在黎明的背景中渐渐显现出来，它像一个骄傲的“V”字，高耸于激流汹涌的登尼河上。不久太阳升起来，突击队员肉眼也能看清敌人戒备森严的地堡工事，还有哨兵枪刺在阳光下折射出闪闪寒光。
这就是L城外的交通咽喉登尼河大桥。由于大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军在桥头修筑坚固工事，并且派有重兵防守。突击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大桥，切断敌人增援道路，为此他们向红旗宣了誓。突击队就是敢死队，他们人人腰间捆绑两包TNT烈性炸药，把这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加在一起足够将这座上个世纪英国人修建的老式大桥炸毁三次。
2000年，我在昆明采访老知青刘国庆。老刘身材高大魁梧，嗓音浑厚嘹亮，他原为昆明26中初中生，19岁下乡，当年越境参加游击队，担任机枪手。尽管时隔多年，老刘回忆起南下作战时仍然情绪激动，我相信回忆是一种痛苦，回忆战争等于将伤口重新撕开。他对我说：连长枪一响就牺牲了，子弹打在头上，鲜血喷起来，简直跟喷泉一样……都知道人体有压力，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人血竟然能溅起几米高！因为来不及挖战壕，只好把战友尸体堆起来作战。敌人子弹、炮弹打在尸体上，人的血肉好像下雨一样四处飞溅，你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活人，谁是死人……和平年代，哪里出个车祸，死个把人都要登报，可是那一天我们死了多少战友啊，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知青啊！
老刘眼睛有些潮湿，有些发亮，我相信那是老知青心底沉睡的往事开始苏醒。数以百计的中国知青腰缚炸药英勇地扑向敌人暗堡工事，不知道多少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的天地英雄瞬间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他们来不及留下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真实姓名，这些年轻生命就归于无情消失。
至傍晚，突击队终于攻占大桥，阵地上再次响起爆豆般的枪声。老刘说，战斗结束，战士们向敌人讨还血债。
我说：敌人不是消灭了吗？
他说：战士全疯狂了，他们流着眼泪，大声呼唤同学、战友的名字，然而许多烈士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向敌人死尸猛烈射击，砰砰砰，跟打西瓜一样，让敌人脑浆四处飞溅！
许多年前一个被鲜血染红的战场黄昏，死尸交叠，断壁残垣，河风静静地穿过桥洞，桥头堡还在无声地冒烟。一轮夕阳在河面熊熊燃烧，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一声巨响，登尼大桥连同许许多多年轻生命一道归于消灭。从此这个有关战争的惨烈印象就被深深根植于游击队员刘国庆大脑之中，与红旗招展的革命大串联、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人头攒动的上山下乡的记忆重叠在一起。
刘国庆于七十年代负伤回国，他刚好来得及搭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后来考上大学，现为昆明某中学数学教师。
2000年，一群境外老知青专程来到L城旧地重游，他们中间有当年的突击队员梁晓军、邓立平、朱小迪、吴庭正、刘国庆等等，他们的身份是中国游客。当游客重新踏上登尼大铁桥时，他们看见被炸断的铁桥已经修复，跟从前一模一样，好像它从来没有被炸毁，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一样。那些英勇牺牲的突击队员，那些千里迢迢献身的中国知青，以及所有为战争而倒下，而脑浆飞溅的士兵就像随风而逝的尘埃一样无影无踪。
一时间老知青们痛哭失声。
老刘对我说，过桥那一刻，他们人人痛恨战争，反思暴力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安宁。
7。火车站
另一支知青突击队穿插到L城火车站比预定时间迟到几小时，他们遭遇敌人顽强抵抗。
对游击队来说，他们遭遇的抵抗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从前敌人进攻，现在敌人防守，从前游击队的舞台主要在山地丛林，是游击战运动战，那么现在他们把舞台搬到平原上，搬到城市里。
从前在迷宫一样的金三角，敌军即使有装备优势也只能望洋兴叹，森林像大海，游击队像鱼儿。那么现在位置刚好被颠倒过来：敌军躲在钢骨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游击队则把自己暴露在光溜溜的马路和开阔地上。没有飞机轰炸，没有坦克掩护和重炮摧毁，甚至连城市攻坚和巷战的经验也从未有过，所以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不幸跌倒在马路中间。他们看上去个个呲呀咧嘴的样子，好像抱怨马路太光滑，一跤跌下去就再也不能爬起来。
尽管伤亡惨重，突击队还是前仆后继英勇突进，直到黎明的大幕一次次拉开，晨曦一遍又一遍照亮战场废墟。作为敌人交通枢纽和屯兵之地的火车站已经变成一架绞肉机，它绞杀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突击队长也不幸牺牲，他被一颗手雷削去半只脑袋，剩下半只摇摇晃晃地留在脖子上，好像一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雕塑作品。
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十分困惑。他们摇着头说：他不是新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
8。建国
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