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5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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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
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0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
他叹口气说：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但是后来我变了，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
7、逃亡
1968年，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乐意下乡，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贤”。
我问刘义：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关押在牢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
刘义回说：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书名叫《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
于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裤腿高高挽起，蹬一双黄球鞋。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一直走进2000年的热带都市曼谷。
第七章 峥嵘岁月
1。雨季
1971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发生一起群殴事件，斗殴双方分别为农场复转军人和知青。该团领导出动武装民兵逮捕知青一人，管制十余人，批斗数十人，并将该案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事件”。
1973年，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该团偶然听说这起事件，职业敏感促使记者开始对知青状况进行调查。一个多月后，一份呈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内参报告》被秘密送往北京。其中有如下披露：……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三十几种刑法，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手段有二15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碴，老牛扳桩，捆上后用钢筋搅，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进行调查，并于当年八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开上述材料。周恩来总理批示说： 先念、登奎、德生、国锋、洪文、东兴同志：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说：送国锋同志阅。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叶剑英批示说：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随着调查深入，摧残迫害知青的严重社会问题逐渐曝光，据不完全统计，仅1970年——1973年，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此类案件竟然多达几十万起，其中有的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2。花季
1991年，我去到四川某精神病院探望一个病人，病人是个中年妇女，她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据医生介绍，病人陷入严重精神分裂，基本上没有痊愈可能。我所以要去探望她，是因为她曾经是个兵团知青，十九岁那年被干部奸污。后来回城结了婚，但是那个丈夫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妻子在边疆的遭遇，精神很受伤害，就坚决地离开了她。女知青至此孤身一人，背了很重的包袱，再后来工厂破产，她也下了岗，四十岁那年她就疯了。
我隔着铁栅栏远远地看了病人一眼，那是个头发焦枯的活死人，戳在地上像半截木桩。她对我们这个日渐纷繁的世界已经没有知觉，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年后我们听到女知青离开人世的消息。她把自己变成一只鸟儿从楼上飞下来，飞向蓝蓝天空，享年四十一岁。
18团卫生队长孙涛，45岁，河北河间县人。1945年入伍，19
70年3月调入18团任卫生队长。副营级。奸污女知青11人，三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
李文峰，30岁，贵州石阡县人，18团20连指导员。正连级。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名。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
——摘自联合调查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
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
第16团5营3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11
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
9营2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略）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映》（ 1973 年第 4号 ）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奸污三名女
知青，并致使其中二人堕胎……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
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20余人……（略）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
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
在所有摧残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比例最大，占百分之六十
、七十以上，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例如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
126起，奸污案119起，占百分之九十四。江苏、吉林两省，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摘自《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八期
1 。 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 。 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38人……
——摘自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的处理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组建以来，共发生破坏
知青上山下乡案件411起，其中奸污案207起，捆绑吊打案98起，凶杀二起，逼婚三起，打击报复五起，煽动外逃一起，死因不明三起，猥亵83起，强奸未遂九起。犯罪人员中，现役军人占116人（师级干部四人，团级九人，营级31人，连级105五人，参谋干事十人，其他七人），地方干部犯罪245起。
已处理179件，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死刑四件，死缓二件，无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13件，行政处分138件，其他13件。
未处理二百三十二件，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摘自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 14 期）
3。宫齐
2000年，我在曼谷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我在国内采访时，人们告诉我，监狱暴动所以得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守宫齐叛变革命，倒向暴动分子一边。毫无疑问，宫齐是所有暴动分子中最狡猾阴险罪不可恕的一个。
三十多年后，暴动分子宫齐穿越岁月的重重迷雾走到我面前。
尽管我不远千里专程到国外寻觅这伙暴动分子，但是当这个被人们形容为“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老知青悄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极大惊讶。他像块石头，咚地一声就砸进我脑子里，让我的思想久久不能平静。
我瞪大眼睛，重新开始打量这个从前叫做宫齐如今已经被称作邓宇辉先生的神秘男人。他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戴一副镀金边框眼镜，业已秃顶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旧西装收拾得干干净净，领带是收敛的暗红色那种，看上去更像一个谦卑的公司职员。他走路的姿势明显不大对劲，身体晃动，我看出他的左腿有点瘸，像一架高低不平的圆规。他的眼睛始终不大安静，像一对惊慌的蝌蚪，好像随时准备逃走。
我由此更加肯定他就是宫齐，别人告诉我，宫齐一条腿在前线受过伤。刘义显然对于这个一同坐过牢的难友很不满意，他不高兴地质问道：我怎么不知道你就、就是宫齐？你还是不是我的生、生死难友，啊？
老邓盯着酒杯忧伤地回说：对不起，我的小黑兄弟，如果不是今天相逢，我做梦都不敢相信曼谷侨乡会的总干事刘义先生就是你小黑。从前我们都是犯下滔天大罪的逃犯，谁要是不慎走漏风声，不是招来杀身大祸么？
我对老邓也就是宫齐说：请告诉我，什么原因促使你把枪口转向自己的战友？
老邓没有回答，他呆呆地盯着面前像岩浆一样翻滚的火锅汤，好像那里面煮着他的满腹心事。刘义替他斟满酒杯，夹一筷子四川年糕，然后大声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来来，咱们为重逢干一杯。
几杯过后，老邓表情起了变化，他抬起头来，一双被酒精烧红的眼睛盯着我们说：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我的故事是个噩梦，埋藏在心里太久……告诉你们，我下乡前就杀了人。
我们彼此看看，并不感到惊讶。武斗年代，多少中学生红卫兵杀过人，他们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吗？但是我们面前这个老知青的心理防线显然已经崩溃，他捧住头，像个孩子那样身体抽搐，然后小声哭起来，眼泪顺着手指缝滚落下来。我没有说话，静静等待一个久远的故事开场，我听见自己心脏被幸运的脚步踏得咚咚直响。我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严实，然后给这个不幸的人倒了一杯茶水，我听见自己轻声对他说：老邓，在朋友面前，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4。比赛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史称“八、一八红卫兵纪念日”。喜讯传来，万众欢腾，人人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在那个革命时代，七亿中国人向往北京，但是多数人只能从报纸广播或者电影里认识北京，因为北京很遥远，而上北京城去见毛主席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幸运。
按照中央通知，各地红卫兵须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于是严重问题出现了，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学校，都是红卫兵小将，谁该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谁又不该去呢？红卫兵互不相让，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许多地方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一种公平的方式决出胜负，胜者到北京见毛主席，败者自动落选。
这种方式就是进行擂台赛。
老邓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西装和衬衣，我们赫然看见他干瘦的身体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在毒品王国金三角，针孔就是尽人皆知的吸毒证据，难道老邓是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吗？可是吸毒应当是静脉注射，他怎么会搞得一身都是针孔呢？老邓淡淡地解释说：我不是吸毒者，这是红卫兵时代留给我的特殊纪念。
“文革”开始，全国流行毛主席像章，流行是一种时尚，时尚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代名词。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米粒，总之花样翻新琳琅满目。就是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裙子上做胸针的，有人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金属铠甲一样。更有别出心裁的年轻人，为了显示勇气，他们在大热天不穿衣服，将毛主席像章直接别进肉里，挂在皮肤上，以追求忠诚和惊世骇俗的展览效果。
擂台赛的内容就是比赛把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
擂台赛竟有数百人踊跃报名，其中不乏中学女生。这些狂热的少男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