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杂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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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末的时候，我接到一份寄自北师大的请柬，说是要召开启功的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请我去参加。我不是书法家，他们可能是想到我是启功先生多年的忘年交，对先生我极是崇敬，曾多年筹划要为启功先生写“传”的缘故。
说到写“传”，是我多年的梦想，我觉得像启功这样的学者，如果不能给他写一部“传记”，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曾多次向他做过试探，可是启功的想法却与我大相径
庭。
我当即反驳说：“不对！在我看来，您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大学问家，您不但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还是北师大从教几十年的教育家，在语言、文学、诗词创作、古书画鉴定等方面都是大家，在中国名人传记中，少不了您这大学问家！”
启功听了却不激动，慢条斯理地说：“你一上来说了这么多的‘家’，我实在担当不起。我说的都是实在话，我是个普通人，‘传记’之类就免了吧！再说让我回忆过去那些伤心事是很痛苦的，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掉眼泪，何必再去翻箱倒柜呢！疮疤都已经长好了，就不要再去揭它了。记得1979年咱们刚认识时，对你约略说过我的家史，当时，我几次止不住流了眼泪，我看你也是流着眼泪听，流着眼泪在记着，难道你还嫌不够，要我再痛苦一场吗？还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二次？”他又自问自答地说：“到了现在这把年纪，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不要再去揭旧的疮疤了。”真是这样，自从启功向我第一次谈起他鲜为人知的家世后，他便很少再向别人谈起。
那次，关于写不写“传记”的谈话中间，我第一次与启功争论起来，最后他看我实在很执拗的样子，就换了一个角度，用很和缓的口吻说：“你看过一本《胡适杂忆》吗？那种写法似乎是可取的，就是你不要听别人胡说，你把你在一旁看到的一些琐事加几句评语写下来，叫别人去慢慢品味吧。”我说：“那不就成了时下流行的‘戏说’了吗？”他说：“你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只要根据自己所见秉笔直书就行了，一家之言嘛！”我茅塞顿开，老先生绕着弯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潜台词是说，实在要写，你就写一本类似《胡适杂忆》这样的书，把你从旁观察到的一些琐事，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吧！
于是，我们的争议停止，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从一个老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20世纪50年代台湾出版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胡适杂忆》，这本书是胡适的几位老朋友从不同的侧面写的胡适一生轶闻轶事的杂忆，所说的事情虽小，但十分中肯精到。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他们写得很平实，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从此我熄灭了写“传记”之火，心中却埋藏下写《启功杂忆》的念头。
一晃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启功先生年事已高，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恙，为了使先生安心疗养，我少有打扰。这次北师大召开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为我再次提供了与启功先生见面、谈话的机会。会上国内外著名书法家云集一堂，对启功在书法上的成就众口一词地称道，不免又勾起了我埋藏心头的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的念头。回到家后，我把二十多年来与启功相处的资料一一摆上书案，开始了这本小书的写作。
家 世
启功先生的家世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去年，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在采访启功时曾经问及启功的家庭出身，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王顾左右而言他，东一头西一棒槌，弄得访问者如坠五里雾中，悻悻而去。个中缘由我大略知其一二。其一，这都是很遥远的往事，启功今天可以很容易说出《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背景，却不愿说出自家的身世，因为启功并未身临其境，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其二，启功向来不愿炫耀自己，以启功先生的为人，他成长
的年代也是解放前后，他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实际上并没有承受多少令人羡慕的门荫，从他这一代起饱经忧患，孤苦奋斗，他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升迁之路，到了启功这一辈，大半辈子生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中，我窃思启功先生一定不愿多提及曾经显赫一时的家世，甚至想把这些东西摒出自己的记忆。
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说过：“提到我的祖先，他们的路已经走完了，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出生在北京。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他是长子，是皇族，理应得到更多的雨露滋润。
启功先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由于雍正皇帝没有把皇位传给弘昼，而传给了他的四阿哥——弘历（乾隆），弘昼自然只能当“王爷”了。因清代的爵位只由长子继承，到了“王爷”的下一代，也就是启功的高祖父载崇，由于他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被打入旁支另册，成为“旁支骈母”，只好从王府中分离出来，受封一等辅国将军。这时的启功家族，可谓今非昔比了。启功的高祖父去世后，到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这一辈，已经沾不上皇家祖荫，成了所谓强干弱支，受封爵位的俸禄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的曾祖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虽然他仅靠教家馆度日，每月挣四百两银子并不算少，但家口众多，仍然要奋发图强。他意识到，祖上的辉煌已经不能对自己有任何帮助了，他不甘居人之下，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功名。由于有爵位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向朝廷请求革除封号俸禄，作为白丁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启功的曾祖父破釜沉舟的努力终于使他考取了功名，他曾任江苏和广东学政。据《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记载，他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左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
启功的祖父名毓隆，在溥良的影响下，也走了科举之路。他是翰林出身，善书法，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四川学政、主考。
值得一提的是，溥良任督察院满左都御史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汉左都御史，正是以后临危受命、重振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两人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溥良的曾孙启功，在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执过教，声望远在他们之上。
似乎启功家族的自我奋斗精神，是充满遗传因子的，但启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同却未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启功父亲的命运很不幸，在19岁的时候，尚未踏入仕途就早早夭亡。当时启功刚满1周岁，若不是祖父尚健在，可以想像，世界会为这年仅1周岁的启功勾画出一幅什么样的前景呢？！即便随祖父生活，减少了一些困难，但家境已相当贫寒。祖父是做学问的人，自古做学问的人，是没有太富的，因此，初涉入世的启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北易县度过的。之后的十年光景，启功在长辈的关爱和呵护下，过得很幸福。
那时，曾祖父有一门生，名叫陈云浩，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启功祖父居住，祖父携家人便迁居易县。易县是清西陵的所在地。
启功10岁的时候，祖父也去世了，这下真的成了孤儿寡母，当学政的祖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却留下了一些科举门生，其中也有曾祖父的门生，仰仗这些门生的周济，启功得以上学读书，并在学问上屡屡得到祖父门生的指点。
苦 难
为祈福长寿，祖父让启功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取名为“察格多尔扎布”（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这雍和宫原来为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雍和宫，成为喇嘛寺。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铜像。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每年春节，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他毕恭毕敬地坐在他第一次坐禅的垫子上，合掌闭目，将经文背诵如流。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里，启功的童年虽没有当年的豪华生活，却也在普通家庭之上，享尽了天伦之乐，过得幸福而愉快。他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养成了一生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尊重老师的美德。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世。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由大家钟爱的孙子，变成了承重孝、做主丧人的角色。这时的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又卖掉了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三十岁左右，便挑起家庭重担。在满族家庭中，未出嫁的姑姑地位是很高的。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启功称姑姑为“爹爹”（按满人的习俗“爹爹”为叔叔的意思）。但是，在旧社会，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很快堕入贫苦境地。他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看到启功一家生活艰难，把对老师的回报都集中到启功身上，经常周济他们一家。祖父在四川当主考时的门生邵从恩先生和唐子秦先生，共同募捐筹钱，然后把筹到的钱买了公债，每月可拿到三十多块银元的利息，他们把钱亲自交到启功家中，这些钱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之用。邵、唐两位先生鼓励启功努力学习，并表示愿意供他上大学，出国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功学习也很刻苦努力，生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怕被他家沾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他读不下去了，1931年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
辍学后的启功，一面教家馆挣钱补贴家用，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他向祖父的老门生说要找一份工作。老门生批评他说：“没出息，你不上大学、出国学习吗？”启功没敢当面回答，心里说：“还上大学、留学呢，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她们呀！”这时启功拜了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想当个画师。可是当画师也不容易。这时候的启功，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升学放弃了，而小职员仍然当不上。他常说：“奇怪的是，如果当时有个小工作连续干下去，也不会有后来的节目可演了！”
求 学（1）
启功念过小学，中学也未毕业，他怎么能够成为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呢？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是一个谜。
启功小时候受的是封建家庭束缚式教育，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他被告之，对待长辈老人要讲礼貌，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这些教导对他一生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上的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识字开姑的。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写上人、手、足、日、月、天等常用字，每个方块上一个字，每天教新字，写完一百张包成一包，记住学习顺序，念的时候就成了一套。长大一些开始练习写字，描红模，写影格。祖父写出字来，让他在上面蒙上一层纸，照着下面字影写。那时候要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三四岁上私塾以后，每天要写一篇大字，后来上小学，也有写字课，都是为了巩固所认过的字。启功还记得，小时候看见祖父教叔叔读书的情景，可以用念、背、打三个字来形容。叔叔自己先念，然后背过身去背书，叔叔被揪着小辫背书心里怎么能不紧张，背错了，就被祖父打一下。但是，祖父对启功却没用过这种严格方法，而是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启功回忆，他从五六岁起读《论语》，稍后读《尔雅》，再后读《孟子》。祖父给他讲《孟子》里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问答等等，讲梁惠王这如何那如何，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启功听着大感兴趣，也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没什么神秘！他说这一点幼年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他，觉得“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
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做古典语文的基本训练，已有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基础。先生说：“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底，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读些古文。”于是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柳文读起。怎样读？启功说，我以为先生一定会给我每句讲讲，谁知不然。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一次选几篇，说：“你去用笔按句加点。”一天留的作业即是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天啊！黑字一大片，从哪里下笔点呢？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只有“之乎者也”的地方，大约是句尾，点着比较放心，其他对和错，只好置之度外。
次日上课，战战兢兢呈上作业，心里想，老师如不斥责，也会哂笑。谁料老师丝毫无表情，只是逐句低声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用朱笔挑去点的句点（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另点在正确的地方。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么意思，那个点为什么错。启功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特别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有名词。可以说，每天点的书，有许多句并无把握。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每天总计并不太多，真出乎意料之外。
祖父不准他看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都不准看，认为他还不到看这些书的程度。祖父书架上有许多书，如《资治通鉴》等，他又看不懂。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买唱本、看书！”听见吆喝声，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先给大人看一看，允许买就买下，不许买就退回去。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猪八戒吃人参果》。
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山水，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做到和祖父一样。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
1924年，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读圣经，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子秦先生，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邵先生怕他贪玩，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自己家来看一看，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启功家检查作业，看到启功有进步，他们都感到欣慰。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竟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