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 作者:赫伯特·比克斯-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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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20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20世纪30—40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这一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嫁祸张学良部队和武装“土匪”，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向奉天城（沈阳）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房发起进攻。受到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部分仓皇逃遁，部分缴械投降。1小时后，板垣的共谋、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立即发布了进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24个小时就控制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洲主要城市进发的准备。①
次日，日本宫廷从报纸上看到关东军定了调子的报道，声称责任全在中方。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飞报天皇：“相信事件不会太扩大”。②此时或几小时后，奈良还建议裕仁召集御前会议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园寺的否决。理由是，如果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落实，“陛下的圣德”将难免遭到“玷污”。③
满洲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应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灵，六神无主，若槻首相这样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原文如此），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年），即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竟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许我不该对您说这些，您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是一筹莫展。④
当晚，宫廷近臣们聚到原田私宅开会。与会者有木户（其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卫、贵族院议员冈部长景和一位贵族。⑤这几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对西园寺和牧野持批判态度，与试图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军部论调一致。他们也认为上级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再确认了天皇赞成内阁最初阻止事态恶化，以免日本的国际形象受到进一步损害的要求。据木户记录，问题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意见感到恼怒，尤其是敌视西园寺。因此，“今后除非万不得已，天皇以不讲话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势没有变化”，就劝阻西园寺不要来京。⑥
结果在原田私宅会上达成的一致是，裕仁应肯定军部的行动，西园寺和宫廷官员不应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小心谨慎，不要刺激军方。实际上，宫廷派在整个满洲战争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一态度，从未立场坚定地反对过军部。⑦
9月21日，若槻召集内阁开了6个小时的会，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做“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⑧然而，3天来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参谋本部允许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的援兵越过鸭绿江进驻满洲。（地图：满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后1时，东京的内阁会议还在进行中，在朝鲜的林竟自作主张，命令部队越过了边界。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说，尽管命令部队警戒待命，可是朝鲜的混成旅团，依照战场司令官的独自判断，“已经越过国境，正向奉天进发”。⑨金谷当然清楚，任何一条作战行动的自主权原则都不能证明此时林的独断专行是合法的。
30岁的裕仁现在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此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弱势。如果裕仁希望做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而不是一个凌驾满洲，1931年—1933年于宪法之上的独裁君主的话，现在正是一个机会。
9月22日，奈良在日记中记下了裕仁在这个紧要关头的表现：
下午，依召拜谒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⑩
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
事件两周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军部。10月1日，裕仁已经明白事件是按照预先编排的脚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谁是策划者、谁是指挥者以及谁是实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级军官命令部队进入他们管辖权限以外的地区，违犯了1908年陆军自己制定的刑法。尽管如此，正如侍从武官长奈良的日记中清楚记录的那样，裕仁只打算对陆军参谋总长和关东军司令官处以最轻的惩戒。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锦州事件
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
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次长说将向参谋总长汇报，建议总长近期参见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参谋本部作战课也明确注意到其后天皇说到轰炸属“当时形势下的当然之举”。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记所载属实的话，那么，裕仁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早些时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赞成本庄将军对张学良政权的公开指责，10月8日，他对奈良说：“驻外军部与外务官吏意见相左，陆军想使满蒙独立，然后与其政权进行谈判，外务省则不太希望独立政权出现。我认为，在此问题上陆军意见不妥，我想让陆军总部考虑这一点。”
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会上意见很快趋于一致，强烈反对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记记录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后往访内大臣，稍事会谈。闻其言，此时圣上，要侍从武官长询陆海军大臣，是否有遭到经济封锁，或与列国为敌开战的心理准备，是否做好基础准备。另杂谈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务省和宫廷态度发生转变。6日，外务大臣币原向天皇报告，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援熙洽将军及以南满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的傀儡政权。有关满蒙问题，直接与傀儡政权的上层进行协商，不再与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谈判。币原也向朝鲜新任总督宇垣将军和牧野、西园寺寻求支持，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正当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想遏制关东军进犯北满洲，以避免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之际，这个政策发生了转变。11月5日，裕仁给予金谷参谋本长特别委任命令权，允许他在关东军作战和用兵等“细小事项”上做出决策。之后的3周里，关东军沿铁路在北满洲调兵遣将时，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别权力，控制了当地部队的行动。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外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日本国内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国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建立新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
面对关东军对政党内阁深刻的不信以及他们要将北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控制之下的强硬态度，东京的军部作出让步，撤回了他们对南满洲政权的支持。正当裕仁天皇在熊本县检阅军事演习时，关东军已开始进犯满洲北部的中心部。进犯开始一周后，主力部队乘火车南进，向远离满铁沿线、驻扎了115万中国军队的锦州移动。
这次，裕仁天皇通过参谋总长金谷和陆军大臣南，为阻止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当东京的参谋本部认可了关东军在满洲三省建立“独立的”中国政权，以便日本部队在满洲北部驻扎，阻挡未来苏联入侵的设想时，天皇和宫廷派都没有反对。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锦州事件告一段落，宫廷派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政治危机。参谋本部的激进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结社樱会分别于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决定通过推翻政府来简化解决问题程序。桥本的三月计划被揭发，同谋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况后，断定满洲危机是“陆军政变的序幕”，它“坚定了部分军人因为在满洲取得了成功，在国内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心。”当陆军试图掩盖十月阴谋的时候，奈良、铃木以及参谋总长金谷向天皇做了报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谒天皇，“上奏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