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郎咸平-东方-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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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妈祖而不是金门。蒋介石紧张坏了，不断地去妈祖招集军官训话。当时，父亲是防空炮兵团的中校政战部主任，也就是政委的意思。蒋介石到了他们部队告诉这些军官说“共匪”要打过来了，这是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父亲他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仗没开打，解放军转攻金门去了。
　　因为母亲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里教化学。台湾地区初中、高中、大学升学都要考化学，所以对升学补习班的师资需求极为强烈，而且好老师也不多。母亲在台湾地区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整曰忙着到各地补习班讲课。她一个礼拜最多教过76小时的课，为了养家，母亲非常辛苦。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感激她。但父亲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当兵的，所以钱赚得很少。父亲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母亲也很辛苦，于是希望退下来，去高中当军训教官，因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稳定，赚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但当时，母亲极力反对，说这样不好，一个男人做教官没有升迁的机会，她还是鼓励父亲留在部队。不过还好，父亲在部队很受长官的赏识，所以前期一直很顺利，他在42岁时，就已升至空军少将了，当时在台湾地区算是相当的快了。他那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领导，这就为日后的提前退休种下主因。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他很骄傲地跟我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从来没带着你们的母亲到别人家去磕过头、送过礼……”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很伟大，但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加深了别人对他的敌视。
　　父亲升到少将以后，就接任空军防空炮兵政委职务，然后又调去空军供应司令部担任政委，最后又调到“空军总部”当第二政委，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0年，这也算是做到头了。因为空军第一政委一定是要飞行员干的，这是台湾地区空军的传统。一般搞政工的，出来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由于后期不获空军第一政委的喜爱，因此，父亲在52岁时就退休了。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因此，退下来后做起了生意，但也却设赚到什么钱。母亲并不支持父亲做生意，但没办法，这么年轻的男人，才52岁就待在家里做什么呢？而且，父亲做国民党的将官时，都是前护后拥的。我还记得父亲做到少将以后，冰箱里、客厅的橱柜里到处都堆满了他喜欢的XO洋酒、555香烟、黄鱼、鲥鱼等等，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这和大陆的情况似乎有点相似。我还记的父亲喜欢吃鲥鱼，他的一些部下还派人到渔船上替我父亲找鲥鱼，这也可以说是比较腐败的。但在52岁时，他突然退下来，就再也没人理会了，父亲的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父亲长时间待在部队里，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母亲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里教书，没有时间陪我。那时，姐姐住校，哥哥也在读大学，他们比我大很多，也很少在家，要回来也是晚上十一二点钟，那时我已睡了。我下午放学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礼拜六、礼拜天也都只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始终不明白当初为何不出去和别人玩耍，一个人待在家里干什么。我跟姐姐相处得糟透了，我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姐姐只要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她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哥哥跟我的关系不错，他经常帮助我，但他很忙，很少回来。哥哥说我这个人小时候古怪，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母亲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她哭过。父亲说母亲的头发特别硬，头发硬的人性格坚强。父亲还说母亲的眼泪是金豆，从来没在他的面前掉过。母亲比较节省，我们家的剩菜、剩饭她都会吃下去。母亲炒菜的水平很差，父亲埋怨了一辈子。而且母亲也不是一个细心体贴、有女人味的人，她比父亲大三岁，也比父亲高，而且母亲学问又高，又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事业型女强人。坏脾气的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但母亲对父亲的爱是至死不渝的。我的大儿子就从来不明白爷爷有何魅力这么吸引奶奶。1999年，儿子看到我父亲20多岁时的照片，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帅呀！”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奶奶那么爱爷爷了。算命的曾对我说，我母亲跟父亲是上一辈子的孽缘，上一辈子她欠父亲的，所以这辈子得还。有时候，他们吵架时，父亲还会很气愤地说：“上一辈子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了好不好。”
　　观　　　众：郎教授，你当初在学校一定是个优等生吧，能否回忆一下你的中小学求学时代？
　　郎咸平：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当时，小学一到四年级时我连书都不会念，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当时属于坏学生的缘故，因此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而且我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在小学五年级时，我被分到特别班，由老师对我们这些跟不上进度的同学做特别的辅导。记的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拿了一个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让我作练习，满分是100分，我辛辛苦苦地做完以后，却只得了5分，那个算数题目特难做，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还好，就在我六年级时，小学生就不用考初中了，于是我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
　　我进了大同中学。我们那一年级有26个班，我被分到15班。我们的班主任黄升焕凶极了，他就是那种在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日本式的大男人。眼镜圆圆的，他最喜欢耍弄日本武士刀，还经常给我们看他的武士刀，我们羡慕的要命。为了有效地控制班上的学生，黄老师就学习日本传统——指定密探，将喜欢上课讲话或做小动作的学生名字记下来，下课后再逐一修理。密探都由班里前10名的好学生来做，他们不会登记好学生，专门登记差学生。班里总共有50多个人，但班上经常挨打的差学生大概超过20多个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属于那种经常被打的学生。而且好学生坐的位置也好，差学生就坐在教室的四周或最后面，我当时就坐在最后面。黄老师打人的花样很多，有时叫我们匍匐前进在地上爬，爬得越慢打得越凶，爬起来又坐在桌子上打大腿，好痛，打手心算是最轻的。初一念到一半时，我们就搬家了，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于是我上学要骑车。父亲说大同中学好，不要我转学。因此，每天早上我必须骑一个小时的单车上学，路又远，车又多，骑车很危险，再加上那个时候老师经常打我，所以我感到上学痛苦极了。
　　到了初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所以母亲就给我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好像从那以后，我的成绩稍微有些起色。有一天，黄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学期家里是不是有补习呀？”我说：“对。”他好像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找他补习。
　　到了初三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供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上学的班，我们当时有七个差同学都被分到“放牛班”了。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叫母亲去找关系帮我弄到升学班里去，母亲说分到什么班无所谓，只要自己用功即可，她没时间去管我的事，她要教书赚钱。父亲在部队里根本也不知道这件事。没办法，我只有乖乖地待在“放牛班”里了。“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跟太保。因此，从小我就对台湾地区的流氓、太保黑道非常熟悉。我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基本上都是被打）。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
　　观　　　众：郎教授，你当时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郎咸平：我被分到“放牛班”后几乎天天挨打，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军官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也去考过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以后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体检没有通过，否则我当时就考上了，现在可能也是个军官。到了初三，被分到“放牛班”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同学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他们中很多都是家庭很贫困的同学。
　　在“放牛班”时，我学木工，准备出来就业之用，到现在我的木工还是做得很好，只是目前无用武之地而已。当时，我先学木工，准备再学电工。但我的电工学得不太好，好像我对电子线路不太上手，学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不行，因此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木工上面了。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实习工厂，工厂里面有车床、刨床、锯床等等，工具很全。我木工练得很好，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我可以把一棵树做成一套漂亮的家具。那时候，我们戴着粗的白手套，十几个人搬一棵树，我们有一个大机器，我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把位置调好以后，把树放进去，出来就是长方形的木板，长方形木板再放到另外一个机床里进行切割，要几块板就切几块板，很方便。工厂里有一个锯床，锯子就在锯床中间快速地转动，一不小心就会将整只手指割下；我们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都非常地小心。我们那个小组就能把木板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到最后再用细刀具、沙具磨，磨得很漂亮，做任何家具都没有问题。我们“放牛班”出来的很多同学当了木匠、水泥匠，有的还当了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也有的同学当了老板。从“放牛班”出来再升学的学生基本上只有去念职业学校了，到最后念到大学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就是我。
　　那时候，看到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心里的自卑感也很强。到现在，学校几个第一名的同学，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5班的第一名叫陈绍华，还有一个3班第一名的同学叫马学勇，我对他们简直崇拜极了。有一次，陈绍华向我借水彩，我觉得好光荣，他还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当时觉得激动极了。3班的马学勇可以说是我所在的年级里最聪明的学生了，他经常考全校第一名，但他根本没有可能向我借水彩。马学勇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台湾“建国”中学，然后又考到台湾大学电机系。
　　观　　　众：郎教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如何考上高中的呢？
　　郎咸平：在考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我在努力地做木工。到临考的前三个月举行模拟考试时，在1　0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800多名，在当时看来我的未来是设什么希望了。马学勇、陈绍华都是前三名，我每天还梦想着把我的水彩借给他们两个用。想想800多名的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当时，我还是不太想做木工，潜意识里还是想升学的。就这样在考前三个月的时候，我感到了压力，就想好好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只好念《考前30分》。大家可能会问我什么叫《考前30分》？比如说整个6册的历史课本可以浓缩成那么1小本《考前30分》，50页左右（A4纸的1/3大小），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复习用的。别人考历史得读6大本，而我只看1小本。反正考6科嘛，我就随便买了6小本来读、临考前的两个月，第二次模拟考时我考了500多名，临考试前的一个月，第三次模拟考时我考到300多名。然后参加高考时，我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建国”中学，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第三志愿是成功中学，当时以我的水平而言能考上第三志愿是很不起的了。我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我能够在1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在很多种版本的《考前30分》中，就只有我买的那种抓题抓的最准了。我也不晓得为何我会选择那一种《考前30分》，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的《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就只有当木工了。
　　观　　　众：郎教授，你内心有没有反抗过以前所受的待遇？
　　郎咸平：我当时感到很无奈，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成绩其实也不算太差，在30~40名之间，属于中下等。我们班上还有很多40名以后的同学，但最后我发现他们没有去“放牛班”。于是，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去“放牛班”，而他们不用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想唯一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没有补习，而那些40名以后的同学大部分都去老师家补习了。那时，我非常难过，因为整个事件是不可更改的，而我又是无能为力的、更谈不上反抗了，差学生还有什么资格反抗吗？
　　观　　　众：郎教授，谈谈你高中以后的经历好吗？
　　郎咸平：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到成功中学。由于我母亲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我可以到“建囯”中学借读，于是，我便从第三志愿跳到了第一志愿。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老师让我上讲台去平衡化学方程式，我做不出来，杨义贤老师说：“你看你这个不肖之子，你母亲是教化学的，你都不会。”
　　台湾地区的高中到高二分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就是学习理工医农，社会组就是学习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学社会组。当时，我高一的英文和数学都不及格，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当时26个班，有2个班属于社会组，那里基本上是接受了高一被淘汰下来的所有残兵败将。到了高三分得更细——甲（理工）、乙（文）、丙（医农）、丁（法商）四组，我念的是丁组。
　　高中跟初中完全不一样，没有初中以前的那种压抑与不顺。虽然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但还是进了类似“放牛班”的社会组。社会组的同学有相当比例的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但基于初中时的经验，我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时不用功念书，主要是心有旁骛。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的。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的嫡传弟子，也是个老拳师，功夫极高。我虽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当时我很厉害，班上包括混混，没有几个人敢惹我，除非他想挨揍。那时，我简直得意极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的闹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一下子冲出来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血战一场。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周围有上百人围观，我感到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们班上的混混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地叫我“西门町之虎”。
　　当时，我们社会组大部分同学的水平还是很差的，但我到了社会组还是最后几名，怎么念就是不开窍。到了高三，我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还是一直没什么开窍的感觉。最后，很勉强地挂了车尾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一个相当差的学校。
　　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高二时学习的一篇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前一晚写的《与妻书》，这篇文章在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