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郎咸平-东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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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高二时学习的一篇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前一晚写的《与妻书》，这篇文章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时，是不是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魄力，我记得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就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准备给自己预备一口棺材云云。在中国搞监管和法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种意识和决心，就绝对难以做出这样的牺牲。就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张庭宾和柳剑能曾问我最佩服哪一个历史人物时，我回答：“我最佩服林觉民。”他们听了很震惊，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他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我当时看那篇文章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和理想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妻弃子呢？他死了，他的太大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但是，他非常地执著，他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当时，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太感动，由于自己的水平不高反而觉得他很傻。但这个“傻人”在我的脑子里面活了将近30年，每当想起中国的监管与法治时，我一定会想起林觉民。没有这种烈士，就无法推动改革的行进。我也坚信，一个囯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永远的和平和永久的繁荣富强，法治是不可少，但推动法治的力量却在于林觉民式的牺牲。林觉民在牺牲前，仍然念念不忘他的遗腹子，如果将来生的是男孩，他希望这个男孩能做学者。我替他感谢老天爷对他的厚爱，老天爷终于成全了他最后的这个愿望——他的遗腹子①林瑕蕃担任了台湾文化大学的教授。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这和我大一时的境遇有关。我们经济系有一门课程叫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门课程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个学期得考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了60分，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我就想走快捷途径，作弊抄隔壁同学的试卷，结果运气不好，被教该课程的王文清老师抓到了，最后得了个0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来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就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啊。但这一次却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两三点，我当时就有那么一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很多解不开的题在解开时会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我的平均成绩竟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接下来的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从此以后，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学生，而我自己当然也不客气地以大牌学生自居。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博览群书、涉猎极广，尤其是历史、政治、军事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自己的灵魂。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那次抓作弊抓得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由于自己是大牌学生，因此和老师的关系也相当好，因为老师都比较喜欢好学生。到了大二时，石齐平老师和我聊天（他目前担任凤凰卫视财经节目的评论员），他指出中国人念主流经济学很困难，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外国人的对手，只有念两种经济学学科，才可以有机会和外国人对抗，第一是中国经济史，第二是数理经济学。我另外一位老师罗台雄教授更有趣，他根本就不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任何可能在任何经济学领域跟外国人对抗。他的名言是：全世界95％的文章是5％的人写的，中国人只是点缀而已。在海外通用的本科生教科书中，绝对看不到引用中国人写的学术文章。
　　当时，听石老师的话以后，我也就不敢痴心妄想地学习主流经济学了，我想钻研数理经济学，因此我在大学时，辅修了很多数学课。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数学水平不是大高，主要也是东海大学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另外，我对念中国经济史还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念中国经济史就得先念日文，因为日本学者收集中囯经济史的资料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完善。但在大学时期，学校根本没有开设日文课程，因此这又形成了一个阻碍。我的数学未达理想水平，日文也没有机会好好学，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了，罗台雄老师的悲观看法似乎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经济系的系主任是马凯教授，他大概是台湾地区极少数的有信心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就不怀疑我未来的学术成就。
　　在大学时，我对经济学很着迷，曾经几次写信给一些很有名的经济学大师表示我的崇拜之意，偶尔我也会接获回信。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当大师以后，学生给我写信，我一定会回复。现在，很多学生给我写信，我都会尽量抽空给他们回信，以偿我当初的夙愿。2002年下半年，我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做演讲时，很多学生围着我，问的都是比较浅的问题，我丝毫不介意，我还很鼓励同学们多问问题。有些好心的教师怕我为难，连忙阻止同学发问，我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我年轻时问的问题有水平多了。当我离开时，围着我的学生非常的依依不舍，我和每个人握了手并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鼓励，学生非常高兴，觉得深受鼓舞。那里的同事问我为何对学生这么好，我说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曾因为大教授的那么一点点关怀而大受感动，甚或终生都想以经济学为追求的目标。我记的，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William　Baumol给我回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A　person　you’re　your　eagerness　can　produce　the　new　idea　we　need　for　the　future”，就是“像你这样有激情的人，一定会研究出经济学需要的新概念”。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一辈子，深受感动。William　Baumol后来成了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
　　大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应该是台湾地区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摇篮。台湾地区的政界人物几乎都出生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法律系，而财经界人物则大部分出身于’“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那一届“建国”中学社会组可以说是独霸经济学家黄金榜，有好几个同学目前都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高雄市财税局长、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计量经济学泰斗管中闵等等。父亲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学历，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身的。父亲的反应也稍微太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在初中时干什么。
　　我在“国立”台湾大学的指导老师——陈昭南教授，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学泰斗。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国际金融大师蒙戴尔（Mundell，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他的英语口语不太好，因而没有留在美国教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中国台湾地区发展。我亲眼见过他在台湾地区筚路蓝缕的开拓经济学的研究。当时，他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职。由于他想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因此要求该所买打印纸，该所竟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海外发表论文，所以不用麻烦了。逼的陈老师不得不自己买打印纸，尔后自己打印。投稿过后几个星期，陈老师每天在送信时间一到时，他就坐在楼梯上等邮差。但是大部分的回信都是拒绝信，在海外投稿实在太难了。陈老师最为学生所佩服的一点是他从来不气馁，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经过大约20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替自己，也替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陈老师在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使自己成为了货币学中“两种货币没有完全替代性”的倡导人。而“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形成了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最终成为“国立”台湾大学最引以为傲的学系。我认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术水平在亚洲地区也是可以拔得头筹的。
　　陈老师本人不善与人交往，而且又喜欢喝酒，因此他的成就越大则越易遭到同僚的借故攻击。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台湾地区一直没有办法主导经济学界的主因。我的高中同学，“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朱敬一在台湾地区经济学术界是相当有成就的。他在海外主流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人口学的论文——例如《长子继承权的问题》——他认为长子继承权可以保持土地的完整性，而不至于因为土地过于细分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这种成就相当了不起。但我认为也是因为陈老师的以往的经营才让台湾地区的经济学界能够接受学术泰斗的领导，否则朱敬一将得相当辛苦地自行开拓一个新局面。我觉得由陈昭南开始到朱敬一的成就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个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共勉。
　　我有好几个博士生后来回到了“囯立”台湾大学商学院任教，但他们中却从来没有出过如同陈昭南般的大师级的人物，因此学术地位难以建立，也无法像经济系一样形成追求发表学术论文的风气，这是相当可惜的。教授不太关心发表论文，反而常常在外忙着赚钱，也忙着排挤同事。这里很多大学教授特别善于利用假“民主”来排斥聘用优秀的同事。台湾地区的大学大概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学，不论任何事情均是每人一票，这样不做研究的同事就可以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聘用有潜质的同事。因此，台湾地区大部分大学的学术水平都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到了研究所的第二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到社会上锻炼自己，我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目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时报报业集团的总裁。当时，是他把我介绍到报社当金融记者的。当记者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如此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很早就看到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我当时碰到一个很是欣赏的、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周启騋。他曾在美国银行做外汇，后来被调到中国台湾地区“交通银行”担任业务部经理，最后被调到“中央”银行担任外汇局局长。由于台湾地区当时已是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外资银行炒作得非常厉害。类似的事情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常常碰到，例如第一波士頓银行和瑞银华宝操控中国移动事件。当他出掌“中央”银行外汇局时，即雷厉风行地打击外商的外汇炒作而使外商银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外商银行为了清除周启騋，因此联络了当时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金克和以莫须有的罪名罗致罪行将他撤换下来。我为何要花此篇幅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相当多的外资银行联合要求港币和美元拖勾。我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还没有如同周启騋这类的人才，因此根本没有拖勾的条件，否则如何应付外商的炒作。而且我们一定要小心外商银行图谋我海外汇市场的种种不法企图，应以周启騄事件为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结婚了，而后按规定服义务兵役。当时，由于我是硕士，所以无条件当两年少尉财务官（部队叫我们预备军官）。但我得先在步兵学校接受基本训练。在步兵学校受训时，大伙的士气极为低落，因为几乎没有人想浪费两年的时间去当兵。大部分军官在受训时都在“摸鱼”——“摸鱼”是台湾地区部队的专有名词，表示混的意思。而且步校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部分的人们都传染上了皮肤病。我当时得了三种皮肤病——湿疹、芥疮和痤疮，该病一直拖倒退伍之后才完全康复。
　　步兵学校三个月的受训结束之后，我转到陆军财务学校接受专业训练。一般拿到硕士学位的军官可以在训练结束后，参加考试留在陆军财务学校当教官，教金融课。我们当时有7个人参加考试，我的学历是最高的——“国立”台湾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学历高，口齿伶例，条理清晰。但到最后他们却录用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就是不录用我。部队首长告诉我，是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所以不能要我。没办法，我就只有随着大伙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去哪个部队了（台湾地区军官分发部队用的是抽签的办法）。当时，部队有两个签王——妈祖岛，也就是最差的签，大伙有1％的机会可以抽到这个签王。等我下手一抓就抓到了第一个签王，真是倒霉。全体军官此时一致鼓掌，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第一个签王。
　　当时的妈祖岛很危险，当我坐着运输舰从基隆港出发到妈祖岛时，有四只驱逐舰护航，看起来挺威风。但过了台湾海峡中线，这四只驱逐舰就走了。我们所有的军官都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海军的回答令我们全体愕然——这是囯民党军和解放军的默契，双方军舰不过海峡中线。当运输舰到达妈祖岛时，解放军的机帆船就在200公尺以外，监视着我们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解放军海军的模样。我在1980年11月抵达妈祖岛。妈祖岛比金门岛还差，没水没电，我们住在寒冷潮湿的山洞里。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这么倒霉。甚至到了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又回到了妈祖岛。
　　当时，我在妈祖担任财务官，所以需要和各部队接触，以发放大伙的薪水，因此，我看到和听到的可靠消息特别多。国民党部队与解放军时有交锋，我本人就亲眼见到了几次。当时，国民党防空雷达很落后，锁不住飞机，防空火炮没有什么大用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观——所有的高射炮全部放在海边打解放军的鱼雷快艇。每当开炮轰击解放军快艇时，对岸每一次都有不同形式的信号弹打向天空以指挥调度快艇，甚是壮观。
　　我记得在1981年年初，解放军机帆船和一些民间渔船在妈祖岛外海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炮兵开火警告，但几只船却越靠越近。我们的士兵紧张坏了，不小心扣下了机关枪扳机，一颗子弹射死了一个人，但不知道这人是解放军还是渔民。第二天不得了，上千只机帆船和渔船将妈祖岛团团围住，时间长达三天，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被围的事件起码不下10次。当时，我身边随时佩带着手枪，以保护自己，晚上睡觉时也是枪不离身。
　　当时，妈祖的军医院是三级野战医院，因此不能动大手术，而且也不能输血，因为那里没有冷藏设备。到了必须输血的时候，就叫一个连的士兵排队献血，甚是恐怖。我们前一期的一位预备军官打球摔伤而导致脾脏破裂，由于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在妈祖。
　　我们在妈祖可以进行体育运动，但是却不能打篮球，除非指挥官特批。因为前一年，有一个陆军上尉连长——林正义（后来改名林毅夫）——抱着篮球由小金门游泳到对岸投奔大陆。从此以后，前线各部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