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郎咸平-东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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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妈祖可以进行体育运动，但是却不能打篮球，除非指挥官特批。因为前一年，有一个陆军上尉连长——林正义（后来改名林毅夫）——抱着篮球由小金门游泳到对岸投奔大陆。从此以后，前线各部队对于官兵的思想工作抓得特别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每个星期四早上，都要上政治课，以强化官兵的思想。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时，我在背英文单字，被指挥官抓了个正着，我还被罚写悔过书——也就是进行所谓的自我检讨。
林毅夫在囯内曾经担任中央政协委员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个位子从来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位子还不全是他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但我认为政府选择了他，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还是因为林毅夫确实是国际顶尖级的学者，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我还读过，水平确实是一流的。
我和他曾谈及此事。根据他的说法，他计算的海洋潮流非常准确。当退潮时，他就下海游到小金门和对岸之间的一个小沙丘上休息，等涨潮时，他再利用潮流游到对岸。而且他怕牵连到他的直属长官，因此选择了前后任长官交接时才开始行动，因此按照“连坐法”的规定，前后任长官均不用对此事负责任。我当时很好奇地问他到底是何原因让他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投奔大陆。他的回答是他本人是在一份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感情的驱使下，才决定如此做的，他愿意冒险去追求这个理想。这种两岸统一的想法对于在台湾地区的外省人而言是比较普遍的，但对于像林毅夫这样的本省人而言却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姑且不要对林毅夫这个行为做道德或政治上的批判，他的勇气就实在让人佩服。因为如果当时被抓到的话，按照我在前线的经验，那就毫无疑问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两岸的军事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面对大陆的海岸线哨兵，如果站岗士兵睡觉的话都可能会被判处死缓，何况是“投敌分子”。
如果林毅夫不投奔大陆，那他肯定会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要职，因为他当时是从台湾的第一名校——“国立”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参军的。当时报章杂志把他捧为“弃笔，从戎的反共样板”而做了大幅的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他都会感到非常地佩服和尊敬。很多读者可能还不知道林毅夫在投奔大陆之前，担任过小金门陆军马山连连长。在前线待过的军人，可能都知道马山连就是所谓的尖刀连，也就是国民党40万大军第一个接敌的连队。因此，该连军官的选拔尤其重要。“不红不专”的军官绝不可能担任该连的任何职务。因此，我们常开玩笑地说，他投奔大陆对于囯民党“反共决心”打击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林毅夫本人也真可谓是一个传奇了，他到了大陆以后，不留在部队里反而去了北大，进而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之后返国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现在，林毅夫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更是两岸来往的中介站，台湾地区来的（包括民进党）客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今天的金马前线已经几乎完全撤军了，已经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气氛了。而且大陆和台湾的交往密度更是与日俱增。因此，想到林毅夫的决定，我不禁会想是不是他比我们都更有前瞻性呢？
当时，妈祖地区的前敌指挥官是陆军中将赵万富将军。我们这一期预备军官退伍时，赵司令还来训话。我觉得当时的对话非常有趣，特写下以娱读者。赵司令是个比较土的光头胖老粗。我们都不太理解这样的粗人怎能做前敌指挥官。最后，连江县主任秘书私下告诉我（妈祖属于福建省连江县，因此国民党特地在妈祖设立连江县县政府。国民党当时还设立了福建省主席的编制以代表国民党的正统性），只有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死守妈祖，像我们这种头脑灵活的预备军官是没有死守的可能的。我们预备军官几乎一半担任连指导员而另一半担任排长职务，其他空海军及后勤只是极少数。因此，预备军官才是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官。赵司令很想了解底层官兵政治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因此，要求我们用坦率而不怕秋后算账的心态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必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军官举手。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可能可以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连队指导员基本上都缓缓地举起了手。
他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绝无可能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真正带兵的排长都举起了手。
当时，并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训练得不好。我参观过很多次我们步兵连的刺枪和徒手搏击的演练，我觉得水平相当高，不但动作整齐划一，而且精神旺盛，非常具有震撼力。只是私下里大伙对当兵一事都非常地反感。因为是义务兵役，我们都是被强迫而来前线，没有人真的愿意来当兵。所以我们这些预备军官和所有的士兵都没有为国民党成仁的勇气与决心。我们只想平安退伍，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小日子，而绝对不想和解放军对着干。
我必须承认，赵万富将军本人是一贯秉持着“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信念的军人，因此，他对于“反共”的政治思想比任何人的都要强烈。而且以他的水平而言，能坐到如此高的职位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他对于“皇恩浩荡”而急求回报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在妈祖前敌指挥官任内与解放军经常对抗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环境的。但赵将军几年以后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上将指挥官却仍沿用这种心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最后，他在金门指挥官任内因炮击大陆商船而被撤职。
观 众：郎教授，那你是不是退伍以后就直接离开台湾去海外了呢？
郎咸平：当兵退伍以后并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湾和太太儿子过小日子。退伍以后，我在向陈昭南老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申请工作的同时，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申请工作。但两位老师都认为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所以都拒绝了我。最后，是因为我和于宗先老师的一番对话让我决定待在台湾的。于老师认为我的学术水平有限，特别劝告我，学术研究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他认为我最好考虑去公营银行或外资银行做事比较适合。他告诉我当学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李志文一样，执著、聪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这样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后在沃顿商学院会计系访问过三年，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他也算和我有点师生关系。李教授后来转赴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经常到大陆，主要在北京清华大学义务任教。
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惜，我的银行求职意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银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湾待下去了。
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缘故，于是我又回去当记者了，整天跑新闻。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跑新闻实在太忙，我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就只有随便考了。托福我考了550分，在台湾地区算很差的啦。GRE考了1640分，总分是2400分，也是相当差的了。我当时向好几所学校要申请表，芝加哥大学寄来了一页黄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写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绩，而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寄申请表给我。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要求我先证明我有实力申请该校，否则他们不想浪费申请表。最后，我只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的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是大名鼎鼎。现在，大家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0 000美金的学费，我依稀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亲对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湾和现在大陆的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亲把它卖了20 000美金，准备给我留学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亲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母亲长了心眼没有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留学呢。
观 众：郎教授，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学生们都实在不能想象你以那么差的托福和GRE成绩竟然也可以进沃顿，那么你在沃顿是否一帆风顺呢？
郎咸平：我想当时为何沃顿会收我，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当时，真正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经济系，而想读金融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金融系，商业经济系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系，没有多少人申请，所以机会自然比较多。而且当时沃顿的政策是国际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国学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至于我为何会转读金融系，那又是一个巧合了。当时商业经济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考微积分资格考试，我立刻就慌了手脚，因为我早就忘记了微积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听，看看哪一个系不考微积分。最后，终于找到了金融系。该系要求太严格，有一半的学生在第一个星期就自动退学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于是就收了我。如果我当时直接申请金融系的话，那么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于零而是等于零，因为每一个申请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囯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那就别提有多难了。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标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Ando教授，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创造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得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永久所得。因此，你虽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还是会向银行借钱买房子或买车子，你的消费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这个借贷的行为就是该学说的有力证据。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大家根本没有可能在一个学期内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大家问他为何教得这样差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过《美丽心灵》（The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就是里面那个有神经病的纳什（Nash）扬弃了博奕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涉，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海耶克（Hayek）为代表。弗里德曼最脍炙人口的理论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完全得力于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海耶克最为人所称道的理论即是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认为政府的干涉只会将人民带入到一条悲惨的道路上，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替人民创造财富。他们两位的理论为何那么受重视，我认为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有关。美国政府希望能透过学术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海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很可惜，这些信我当时都没有保留，所以只能凭记忆摘录下来。
但是纳什的博奕论却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如果有五位男人想同时追求五位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一位，那么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告诉剩下的四位女人，她们不是这些男人的首选。如果只有一位男人胜出，那么当那四位失败的男人再去追求那四位女人的时候，这四位女人肯定不会理会这四位男人的。因为这四位女人肯定因为自己不是首选而生气。因此，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造成一位男人的成功与四位男人的失败。但由于这五位男人，人人都没有把握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这五位男人绝对不敢追求这个漂亮女人，而会去追求另外四位女人。到最后，反而是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要。这就是自由竞争的下场——最好的会先被淘汰。
但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博奕论，之前，我简直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我对宏观经济学也是消化不良，两门课考下来，成绩都是C。到最后，我这个人品行不错，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改了个B…，让我留了下来，因为在那里，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时，我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学费一直从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个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而在他27岁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动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班的同学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