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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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张晓辉译
失败者的胜利（代译序）
尚蔚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一百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璨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十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他热情还是冷漠？宽厚还是刻薄？爱不爱醇酒妇人？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概念：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胡须纷乱，蓬头垢面”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尔维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滩胶体”——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尔维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尔维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补正》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只不过是一个“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的穷学者。他代表“横遭亵渎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而随后，“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进，二百年和三百五十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案；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一九三六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卡斯特利奥：《论怀疑术》，一五六二年
引言
他虽则赴汤蹈火，而坚定勇敢；他虽则危在旦夕，而恪守信念。他从容赴死，留给敌人的惟有轻蔑暴怒的一瞥——战胜他的绝非人类，而是命运；他横遭不测，然而绝不被征服。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之凯旋的败绩，比胜利更得人艳羡。
——蒙田：《论食人部族》
“苍蝇战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巴塞尔稿本上，亲手添加了这样一句话。初看起来，我们免不了有些反感，倾向于视为一种夸大其辞，那是人文主义者常见的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没有夸张，也不含讥刺。恰恰相反，这勇猛斗狠的战士，他不过意在把自己深切悲苦的信念，明确表述给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他深信，当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里，被狂热的教义所煽惑，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从而屠戮了良知的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对手挑战。
当卡斯特利奥挥笔从戎，一如骑士般挺矛出征，开始这一场险象丛生的角斗，他深知对那披挂了物质甲胄的独裁政体做纯粹精神的攻击，势必徒劳无益。因此他的战斗，是为了失败的事业。这手无寸铁的人惟有孑然一身，又如何企图打败加尔文，连同他千百万信徒做后盾，所有的国家权力为装备？加尔文，那组织艺术的大师，有本事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而其中不计其数的公民，在此之前还是自由人。他有能力铲除独立精神，封杀思想自由，以利于他独断专行的教条。国家权力，就在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色的权威——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捕快和监狱，写作和谈话，甚至隐秘的窃窃私语，都仿佛他手里的面团，听凭他的摆布。他的教条变成了法律，任何人胆敢置疑，立刻便有压制讨论的争辩，精神暴虐的争辩，加上监禁、流放和火刑，教给他在日内瓦惟有一桩真理才正确：加尔文就是先知。
然而那邪恶狂热的家伙，他邪恶的权力远超过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诸城视他为主要的政治盟友；整个的西方世界，新教徒封这“暴烈的基督徒”为他们的统帅；国王和诸侯竞相博取这好战的教士青睐一眼——而他在欧洲，建立的教会组织仅次于（如果还能说次于）罗马教皇的权力。若他不得与闻，政治领域里便一事无成；悖逆他的意志，惟有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可能得逞。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恰如同冒犯君王和教皇一样的危险。
而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怎能以思想自由的名义，拒绝效忠于加尔文，一如拒绝了其他的精神暴君？审度这两人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把卡斯特利奥比苍蝇，而把加尔文比大象，绝非夸张之辞。卡斯特利奥，他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在公众当中毫无影响。况且他，一个穷困潦倒的学者，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他流亡异国他乡，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留权，几次三番辗转逃亡——只要世界因狂热的信仰变得疯狂，人文主义者们势必夹在争战斗狠的狂热分子中间，软弱无力，孤苦伶仃。
多年以来，这谦逊崇高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下，经常面临着可怜的窘境。然而他的心灵却一派自由，因他不受制于宗派的羁绊，也不听凭自己受任何流行狂热的奴役。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尔维特，他的良心因之感到义愤，才放下平静的工作，以横遭亵渎的人权之名，向那独裁者展开了进攻。他单枪匹马，可这适足以证明他是个英雄。他那卓有经验的敌手，有的是一长列忠诚的信徒；即便他们还不忠诚，严格的教规也会约束了他们。而卡斯特利奥，却得不到任何教派的支持，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没有王侯贵族起而保护他，一如保护着路德和伊拉斯谟。纵然有几个朋友和知己钦佩他的勇气，也只敢私下里说两句鼓励他的话。
当狂热分子们追捕异端，把异议分子送上拉肢架与火刑堆，公开捍卫那胆敢信奉受迫害事业的思想家，身家性命自会蒙受危险。卡斯特利奥的遭际，也绝非特殊情形；他拒绝那般权势煊赫的人，他们单单因为私人见解的缘故，便有权对任何人横加侵害。这是个集体癫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经常搅扰着世界；然而就有一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受时新幻觉的左右，敢于把谋杀按其真正的名字，就叫做屠杀，而不管它假称什么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是人道的情感，迫使他发出孤独的呐喊，他说“我再没法保持沉默啦”，便呼告这人对人的残酷，他绝望的声音回荡长空。我们这族类的怯懦何其深重，以至卡斯特利奥如同其他反抗权奸的人一样，需要寻找些支持者——如果还找得到支持者的话。可到了紧要的关头，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后援。他所拥有的全部，正如那般作战高手惯常拥有的一样，只是坚定不移的灵魂当中坚强不屈的良心。
由于这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起初便知道，他的战斗势必徒劳无益。他明知道这一点；恰恰因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神圣的顽强，使这“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永垂不朽。正因他勇于奋起反抗那世界范围的恐怖，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鏖战必将被永远铭记。进言之，就问题的根本而言，这历史性的斗争绝不局限于其所发生的时代。它并非争执什么狭隘可道的神学观点，亦非针对着塞尔维特其人；它绝不在自由派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明断是非。这斗争关系到更加深远的永恒问题。Nostra res agitur（我们的争执已经展开）。战斗已经打响；尽管名义有别，形式各异，这斗争却永无止息。所谓神学，不过是一副偶然的面具，戴上这样的面具，全因为神学乃是十六世纪日内瓦的时尚（其实别处也一样）。卡斯特利奥跟加尔文，象征着一场无形然而势不两立的冲突。不管我们如何给这冲突的两极来命名：宽容对不宽容，自由对监护，文雅对狂热，个性对机械划一，良心对暴力；说到底，这样的名字，就意味着一种由衷的个人抉择，选择那对我们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还是政治，是时代精神还是理性观念，是人性还是社会。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一再确定自由与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便以无情的逻辑，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由的赠与；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像这样，为着永远解决行为之谜而对救主的渴望，便为大行其道的先知们打开了门户。当一代人的理想泯灭了激情，那般先知的风格和鲜明色彩，适足以叫那个装备了强悍思想的男人或女人断然宣称，他，而且惟有他，发现了簇新真确的法则，而芸芸众生将信心十足地接受这第n个救主的教诲。新的意识形态永远创造着新型的理想主义；毫无疑问，这意识形态必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一个人只消给旁人统一纯洁的新幻象，准立刻激得起人类最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热狂。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魔咒加身，准备着举手投降，听任人家蹂躏自己，强暴自己。这样的天启者，这样的先知，向他们要求得愈多，他们便愈发心甘情愿地奉献出去。自由，仿佛昨天还是他们最大的美事、最高的乐趣，可为这先知的缘故，他们抛弃掉自由，毫不抵抗地追随着领袖，充满着塔西陀所谓“ruere in servitium（甘受奴役）”的热望。于是在整个历史当中，人民只因为渴望着安定团结，竟甘愿把脖子伸进轭里，而且对那给他们枷锁加身的手，他们还要亲上几口哩。
我们这古老幼稚而机械的世界，竟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思想一再创造出奇迹，观念一再变得强悍有力——观念，那曾是最无关紧要的势力呀。能思的人们思虑及此，必会情绪激昂。于是，我们禁不住诱惑要钦羡那般世界级的骗手，他们凭借精神的力量，竟至于成功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一经获胜，那般理想大师、空想巨匠，旋即表现出顶顶恶劣的骗手原形，这一点几乎无人例外。权力激励他们攫取包罗万象的权力，胜利导致他们滥用胜利。征服者绝不会因劝服如此众多的民众接受他们天字第一号的幻象弹冠相庆，也不会因收取一般甘为事业生死与共的信徒沾沾自喜。他们欲壑难填，企图将多数推广成全部。他们渴望将自己的信条，强加在不属自己宗派的人头上。在独裁者眼里，驯顺附庸，灵魂奴仆，趋炎附势，才不能满足他们。除非那些自由人，那些人单势孤的独立派，也拍他的马屁，受他的役使，他才能心满意足。为了叫他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