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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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以一个独裁统治者而言，惟有对敌手极力弹压、残酷恫吓，惟有对反对行为无情扑灭，方能巩固极权的权力。起初，加尔文是限于控制选票，好令到市行政会里的少数共和派陷于瘫痪。行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批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给批准授予日内瓦的公民权，于是便可以参加投票——这般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本是惟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于是市行政会的观点，就被加尔文的意志取而代之。他的门徒塞满公职，共和派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老派的日内瓦爱国分子们倒是很快发现，举荐那般外国人的工作进行得颇有系统；然而这些民主派人士，当初曾为日内瓦的自由事业洒过热血，而今感到不安，却已失之晚矣。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如何能从那清教徒的魔爪之下，拯救残存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日益紧张，本地人和移民间的街头斗殴日益频繁。诚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为重——只有两人被石块击成轻伤。
然而加尔文就是在等一个借口。如今，他便能开始他蓄谋已久的政变。小小的摩擦，被夸张成“骇人的阴谋”，据称“惟靠上帝的恩惠”，才得以平息。独裁者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来——他逮捕了共和派的各位领袖，也不管他们与骚乱绝无关联。他们被上了拉肢架，直到独裁者取得他希望的供述——据说，那般反对加尔文的人，正计划进行一次大屠杀。他们要杀掉加尔文及其信徒，将外国军队延请入城。这所谓阴谋的“坦白交代”，乃得之于残暴之极的刑讯；“叛逆大罪”一经“证实”，刽子手便有了用武之地。所有反对加尔文的人全被处决，即便那分歧意见微不足道——惟有逃出日内瓦的人，才幸免一死。到“正义”成了事，城里只剩下了加尔文一派的政党。
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既经清洗，加尔文既已高枕无忧，他总该变得宽宏大量才是。然而读过史书行传的人都晓得，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降，得胜的寡头总要更其严酷。这便是暴君们永远的悲剧——谁若具有独立的精神，总会叫他们胆战心惊，即便那人给他箝口缴械，他的畏惧可是不减。对手或许已经一败涂地，一声不响；可只消他拒不厕身暴君佞臣奴才的行列，留他在世总不免叫人烦恼。如今加尔文既已翦除了全部政敌，余下的惟有一人——于是这神权统治者，他的一腔愤怒便集中在这一人身上。那便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然而向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攻却殊非易事，除非能诱他打破自己谨慎的沉默。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绝少能持久战斗下去。那党派分子惯用的伎俩，连同他对改宗者的不断追捕，在他们眼里实在不配个智者。既经把真理论证完毕，他们便觉得一再的抗议纯属多余。他们绝少能做个宣传家。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卡斯特利奥讲出了要说的话；为记念那殉难的西班牙人，他做过了绝好的辩护；对暴力压制良心的行径，他进行了当时最最有力的谴责。然而时机不利；他总不至于看不见，强力总还会煊赫一时，不知尽头。因此他决意等待下去，直到得着进一步的保护，能重开宽容与不宽容的争战。他深受挫折，然而信念依旧，便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巴塞尔大学到底让他当了教授；他自视为平生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的工作，也即将完成。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偃旗息鼓，绝不撰文论战。
然而，加尔文与日内瓦人从暗探那里得到消息，说他在大学里朋友的小圈子当中，还继续散布着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双手已遭束缚，却还有自由讲话的可能；那般不宽容的十字军，发现在学生中间，他反预定论无可辩驳的论证越来越有市场，不由得大为恼怒。一个人只消活在世上，其力量便足以发挥无与伦比的道德影响，因他的精髓会传播至辽远的范围，他的信念会如同投石入河，将涟漪传扬开去。卡斯特利奥既然不肯低头，就必得将他消灭。他们便设了个圈套，要诱他重回“异端”的战场。他们找了个他的大学同事，此人愿意充当挑起争论的角色。他写了封友好的信件，暗示他的问题纯属神学范畴，要卡斯特利奥就预定论发表意见。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然而听众里有人跳起来骂他异端，害他几乎无法讲话。卡斯特利奥立刻晓得出了什么事。他不再替自己辩解，免得落入圈套，给敌手提供指控的口实。他中止了辩论，那同事也不想继续反对他。然而日内瓦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了一计。他们一次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置之不理；他们散播谣言，发表文章，企图逼使卡斯特利奥公开应战。敌人们嘲弄他译的《圣经》，辱骂他写了匿名黑文章；最可憎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活像一声令下，暴风骤雨便从四面八方向他兜头落下来。
狂热分子们处处肆虐不已，令到所有不抱偏见的人文主义者心里清楚，这虔诚的杰出学者，不仅给褫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企图加害他的肉体生命。恶毒的迫害，唤起许多对他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前辈梅兰克森，投身于支持卡斯特利奥的阵营，而且简直做得颇为卖弄。如同早年时的伊拉斯谟，如今梅兰克森同样惹些怨气冲天的人生厌，因他不像他们一样，认为生命的意义植根于争斗而非和解。他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信，其中讲道：“冗事所累，一直未与你通信。令我缄口不言，个中原因还有一端，便是我极遗憾地看到，那些聪明高尚的朋友何其深切地误解了我。然而因你作品的风格，我对你永远极尽尊敬。谨以此信表达我对你的全面赞同，并证明我诚挚的同情之忱。我相信我们将基于永恒的友谊团结起来。
“你正当的控诉，既针对当前的意见分歧，亦针对某些人对真理之友进行的野蛮攻击，如此种种，令我满心的忧虑日益加深。古人传说，巨人族乃生自泰坦的鲜血。同样，那般企图支配朝廷、家庭与群氓的新派诡辩家，相信学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阻碍，他们乃生自僧侣的谱系。然而上帝会清楚，如何保护他余下的羊群。
“我们必像哲人那样，对无力改变的一切隐忍以待。我觉得对我的痛苦，年龄不失为一剂解药。我只盼不久便进入天国，好远离如此残酷搅扰尘世教会的狂风暴雨。若我一息尚存，我会很高兴与你讨论各种问题。再见罢。”
梅兰克森这封致卡斯特利奥的信，立即传出了无数的抄本。他希望写这封信，能有助于保护卡斯特利奥，并且警告加尔文，不要再疯狂迫害那伟大的学者。绝无疑问，梅兰克森对卡斯特利奥的赏识，影响了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甚至加尔文的若干好友，也劝他达成和解。比方说，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索瓦？博杜安便给日内瓦写信道：“如今你们该晓得，你们对此人的迫害令梅兰克森痛苦，他也绝不首肯你们那些自相矛盾的话。你们老是将卡斯特利奥说成撒旦二世，同时又夸梅兰克森是天使，如此种种有何意义可言？”
然而对一个狂热分子，教他懂事，劝他息怒，都只是徒劳之举。奇怪得很，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的作用恰好相反——他的拥护，反令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更其敌意重重。其实这颇为合乎逻辑。加尔文非常清楚，比之罗马当局，罗耀拉，以及耶稣会教士，这些和平主义知识人，对他的军事独裁来得更加危险。那些团体纵然与他敌对，却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语对言语，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是自由，加尔文觉得，这里有的是对他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有的是对统一权威观念的攻击，有的是对正统教义根本意义的攻击。一旦开战，指挥总部里的一名和平主义者，就要比公开战场上的众多敌人更可怕。正是因此，梅兰克森的信既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声望，加尔文此后的一大愿望，便是将卡斯特利奥彻底毁掉。这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一如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当战斗转成了歼灭战，加尔文便撇开挡箭牌尼古拉斯？德？拉封丹，自己仗剑出马；如今，一旦计划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他便将自己的雇工德？贝采打发开去。他再不管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再不管什么《圣经》，什么解经，而是一心将卡斯特利奥快快置于死地。然而一时间，他却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向卡斯特利奥发难，因卡斯特利奥早已退出论战，复归自己的研究工作。既然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好歹得造一个出来才行。要揍这可恶的卡斯特利奥，操的是哪根棍棒，又有什么关系？加尔文抓着个借口，说他的密探打从个过往商人的包裹里，找到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卡斯特利奥是作者；其实，卡斯特利奥也真的没有写过。可既然定下来，“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迦太基必须毁灭）”——换言之，就是卡斯特利奥必得消灭，加尔文便狂暴地破口大骂，非要讲卡斯特利奥写了那文章。加尔文的论战文章题为《Calumniae nebulonis cujusdam（流氓毁谤论）》，那早不是神学家之间观点的得体讨论，而全是场疯狂大发作。文章里使用烂醉的水手那般卑劣的语言，说卡斯特利奥是个小偷，流氓，渎神的人。堂堂巴塞尔大学的教授，给说成大天白日里偷柴火。这野蛮的短文一页页越发庸俗下流，临了还来了句狂怒的叫喊：“上帝灭了你，撒旦！”
加尔文这诽谤中伤的小册子，不妨视之为一个最明显的实例，显示党派的积怨，如何能令到一位卓越学者，一位文学大师，堕落得这样不堪。它亦可以警告政客，一旦无法约束自己的情绪，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会如何愚蠢。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觉出来，一位可敬的人受到可怕的错待，便将先前对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出版禁令予以撤消。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学，忍不下自己延聘的一位教授，当着人文主义世界的面，给骂成小偷、无赖和流氓。显明得很，这样的攻讦绝无关乎什么“教义”的讨论，而彻头彻尾就是卑鄙的毁谤；于是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进行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堪称人文主义论辩的极好典范。他本性宽容，敌人的仇恨无法使他的精神受毒害，对手的下流不能令他甘心居下流。开战伊始，他便一派出类拔萃的镇静。“我绝不热中于投身这场公开的讨论。我更愿以基督的精神，与你达成兄弟式的谅解，而不取相互攻讦的粗笨方式，徒然损害了我们教会的名声。然而你和你的朋友既粉碎了我和平共处的梦想，则身为基督徒，我若一味克制，拒不回击你狂暴的谩骂，这势必与我当负的责任殊不相称。”接下去，卡斯特利奥便来揭露加尔文的欺诈伎俩——这加尔文，在他《Calumniae（毁谤论）》一书的第一版里，曾经公然声称，卡斯特利奥便是那篇匿名小册子的作者；然而时间既已证明他的指控大谬不然，日内瓦的独裁者便在第二版撤回了指控，却听任事情不了了之，不去坦率承认，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责太不公正。卡斯特利奥却将对手的谎言揭穿无遗：“是我，抑或不是我？难道你不知道，说我写了那小册子，这绝无根据？我能说你什么？或许你明知这纯属子虚乌有，还要提出指控；若是这样，你便是欺骗。又或许你尚不确定；若是这样，你的指控未免太嫌轻率。无论如何，你的所作所为都堪称卑劣，因你的每部分论点都彻底错误。我不曾写那小册子，也不曾送到巴黎印刷它。若是传播该书构成了犯罪，则其罪在你，因通过了你，它才开始变得广为人知。”
既经揭露了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何其捉襟见肘，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他粗鲁的咒骂。“简直就有个骂人用语大仓库供你用，说着激动，便说岔了嘴。你拿拉丁语的粗话侮辱我，一口气便是这一堆：什么渎神者，诽谤者，犯大罪，癞狗叫；什么无知野蛮，乡野村夫，窜改《圣经》，邪恶成性；什么嘲弄上帝，愚不可及，藐视信仰，不知羞耻；什么唐突讨厌，心术不正；还有脏狗、无赖跟‘mauvais sujet（刁民）’。你有八次管我叫流氓——我觉得这意思至少有似于‘nebulo（游手好闲者）’。这些恶毒用语，你情愿用来充斥你那书的两印张——还给它起了个名，叫《流氓毁谤论》。书的最后一句话，道是：‘上帝灭了你，撒旦！’从标题到结论，全书的风格便诸如此类，虽然人人都夸此书的作者满心使徒般的诚挚与基督一样的温和。那般追随着你的人，设若他们也染了那样的情绪，设若这适证明有其师必有其徒，愿他们有祸了。然而这样的辱骂，无法损我分毫。……总有一天真理会得胜，而你加尔文，得向上帝讲清楚，你朝人家劈头谩骂，怎么就拯救了人家，一如基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你一样。或许你不知羞耻，或许你记不得耶稣的话：‘凡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这时，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情感激励着卡斯特利奥，他转而为加尔文最严重的指控，说他在巴塞尔偷窃柴火，替自己冷静地辩护。“诚然，”他嘲讽地写道，“我要是偷了柴火，那罪名可就大啦。然而诽谤他人，那罪也绝不在小。姑且假定那指控属实；据你的理论，我是预定在先，才真偷了柴火。你何必因此骂我？既然上帝安排我命该如此，因此我就无法不偷，你何以不来同情我？若是如此，你何以漫天价播扬咒骂？要防止我偷下去么？可要是我因神的预定变成了小偷，你该在书里说我无罪才是，因我的所作所为乃出于被迫。想想看，你非讲我偷东西情不自禁，如此的指责于我何有哉？”
既经嘲笑了加尔文荒谬绝伦的指控，卡斯特利奥开始解释，那指控的基础何其脆弱。原来莱茵河暴涨的时候，他跟好几百人一起，拿抓钩将河里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准许拖上的木头归个人，市政当局还要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市民去捞取，因一旦洪水暴发，浮木会危及桥梁。卡斯特利奥都拿得出证据，表明巴塞尔市政当局为“偷盗行为”，付给他和旁的“小偷”“quaternos solidos（一大笔钱）”作报酬。读过这言之凿凿的反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再不想重提这可笑的诽谤——是加尔文，而不是卡斯特利奥，才为这诽谤丢尽了颜面。
弥天大谎也罢，虚以委蛇也罢，都救不了加尔文出乖丢丑。这独裁者急于千方百计来弄权，好清除自己的政敌；像塞尔维特事件当中一样，他不惜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格，却是洁白无瑕。“让人们随意判断罢，”他给加尔文写道，“只要这判断不带偏见与仇恨，任谁的意见我全无惧怕。那些自童年便了解我的人，清楚我常常生活匮乏，这一点许多人都能证明。我还得召个证人不成？你岂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我的行为端正高尚，绝无丝毫可疑，对此你的学生们都绝对承认。这便是真相；惟一加给我的指控，不过是我的教义与你不合，因之我必定错误。然而你又何敢将如此恶意中伤的谣言散播出去，还要连带着呼告上帝之名？加尔文，你的指控全靠仇恨与愤怒所煽动，这样的指控竟要呼告上帝做见证，你岂不看见这有多可怕？
“我同样可以呼告上帝；你既呼告过他，好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指控，我同样可以呼告他，因你对我的指控太不公正。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