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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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普适众生，他会令国家铭记：不遵守成规，就等于犯罪。只有一桩倒霉事还能不断发展——对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乞盼，迫使他们在建立了独裁统治以后，立即堕落成暴君。可一个教士，一个先知，不再相信自己信仰和教义的内在力量，转而乞灵于暴力进行扩张，他便是在向自由宣战。不管那支配的思想是什么，只要是求助于恐怖做工具，强使异己的信仰趋于一律，这便不再是理想主义，只是件野蛮的行径。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强加在持不同意见者的身上，就变成了对圣灵的犯罪。
这样的幽灵，这样的精神，真是好不神秘。它像空气一样无影无形，却仿佛融入了一切结构准则，简直所向披靡。它把那般性情暴虐的人错引入幻想，满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压缩起来，顺当当关在密封的瓶里。然而每一次压缩，等量的反压力都会引起动态的作用；当压缩的力量相当强大，便会造成爆炸，因之压制性的举措往往引发反抗。幸而人类的道德独立性，最终依然无法破坏。独裁统治从来未曾在整个世界，强制推行起单一的宗教，或者单一的哲学。在将来它们依然做不到，因这精神总是从奴役状态下逃身出来，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遵命变得肤浅苟安，拒绝听任强加的千篇一律永远留存下去。企图将神圣的多彩多姿，退化成一个共同的特性，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邪说，忠心耿耿与心怀贰意——依据的只是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惟一的后盾，这是何其愚蠢，何其徒劳。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一些独立派，他们坚毅地反抗如此对于人类自由的一切限制，他们是这样那样的“拒绝服役者”。还没有哪个时代如此野蛮无道，还没有哪种暴政如此系统有序；但人们希望规避那叫大多数人噤若寒蝉的高压统治，捍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与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们宣称的“惟一真理”。他们自能做得到。
虽则与现今相似，十六世纪时暴力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自由而不受磨蚀的精神却依然存在。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们留下的书信，适证明了那般黩武的家伙造成的动荡何其痛苦难熬。一般教条贩子，在市场上大叫大嚷：“我们教的都正确，我们不教的全错误！”人文主义者们对这些欺世盗名的家伙满心憎恶，令我们大为感动。人文主义者信仰开明的世界主义，那般“改革家”的不人道行径让他们胆战心惊。西方世界曾经培植起对美的信念；而萨伏纳罗拉、加尔文以及约翰？诺克斯一干人，企图把美断送干净，把世界变成道德神学院——他们口沫飞溅，满世界宣扬自己凶暴的正统教义。人文主义者们以其预言家般的敏锐，早预见到这般偏执自满的家伙，必会给欧洲带来灾难。透过口舌的喧嚣，已听得见武器的铿锵；一场灾难惨重的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他们明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大凡人的长处，本来各有取舍；于是敏锐的人往往不擅行动，实干的人往往缺乏洞见。人文主义者们心怀悲悯，他们互寄的信件好不叫人感怀钦敬，他们也常常关上书房的门大诉其苦。然而对反基督者，他们绝不会公然抗拒。伊拉斯谟躲藏起来，时而放胆射几支冷箭。拉伯雷穿戴起小丑的衣帽，以他凶野的嘲笑做鞭挞。至于蒙田，这聪颖高贵的哲人，只好在《随笔集》里雄辩滔滔。然而他们全不想挥拳痛击，阻止那些臭名昭著的迫害与处决。处世经验害得他们小心谨慎；用他们的话讲，贤人总找得到比驾御疯狗更好的活计，而明达的人自应退隐后台，免得自己也变个牺牲品。
然而，卡斯特利奥虽则同是人文主义者，却束装上阵，直面命定的灾难。因之，他有资格获取不朽的声名。他英勇地支持横遭迫害的战友们的事业，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每日每时，他都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而他冷静自若，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高扬起信念的旗帜，坚信每人对宇宙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无人该向强力折腰。他宣布，所有尘世的权力，概无向旁人的良心行使权威的资格。他这样宣示，绝不以某教某派的名义，而是人类不朽精神的自发表现，于是他的思想，正如他的许多言辞，得以永不凋谢。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一旦经过艺术家的塑造，便会永远保持砥砺之初的锋芒；一篇旨在促进人类团结的声明，自比那些分裂好战、教条主义的宣言更其长存。这人杰地灵，虽然遭人遗忘，他那非凡的勇气，特别在道德领域，却足为万世师表。当卡斯特利奥傲然挑战神学家，把遭加尔文杀害的塞尔维特称做“被谋杀的无辜者”；当他回答加尔文的诡辩，朗朗宣示不朽的话语：“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他在那远早于洛克、休谟、伏尔泰，并且比他们更加辉煌的《宗教宽容宣言》里，一劳永逸地宣告思想自由的权利——他明知由于信仰的缘故会危及生命。读者不要以为，卡斯特利奥对于处决米圭尔？塞尔维特的抗议，可比肩于伏尔泰抗议让？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这些更其煊赫的事件。这样的比较，绝不至贬低了卡斯特利奥的行为道德上的伟大卓绝。伏尔泰为卡拉斯斗争的时代更加人道；而他又是个名作家，能指望国王诸侯保护他。同样，左拉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做后盾，那便是欧洲乃至世界对他的钦敬。毫无疑问，伏尔泰和左拉要以名誉和安逸生活冒风险，但绝不至于殃及生命。卡斯特利奥就敢冒这个险。他知道，在他为人道进行的斗争当中，他那不幸的大脑必得专注于他生活其间的残酷世界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英雄主义，必得付出充分的代价，便是倾其所有的精力去对抗糟粕。这非暴力的辩护士，本希望只用精神的武器，却被那野蛮的强力扼杀。诚如在他的身上一样，我们一再见到这样的人，除去道德的正直便毫无力量，却向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根本就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镇压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怖的统治。一切挑战其全能地位的言论都需镇压无赦，敢讲敢写异端邪说的人，往往还给扭断了脖子。加尔文从来就不想认真答复卡斯特利奥，只想给批判他的人堵上嘴巴。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明令审查删改，一经发现便要予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的缘故，周边各州也给说服，在其境内禁止他自由讲话。于是，只消毁了他抗议和批判的力量，一旦他连针对他的种种伎俩也无法说给人听，加尔文的仆从们便好无中生有攻击他。这再不是势均力敌的两方战斗，而是个手无寸铁的人给一伙暴徒残酷殴击。加尔文，他掌管着印刷出版，布道讲坛，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遭人跟踪，他的每句话都有人窃听，他的信件也给人拦截。谁会奇怪，这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那孤独的人文主义者？谁又会惊异，全由于卡斯特利奥死得太早，才叫他逃脱了流放与火刑之灾？那教条主义者高歌凯旋，他和自己的那般后继者肆无忌惮，还要对敌手的尸体滥施报复。卡斯特利奥已经死去，猜忌和卑鄙的咒骂却依然传播不息，如同生石灰销蚀着尸体，在他的名字之上乱撒灰尘。这孤独的人，不单反抗加尔文的独裁，也抨击横行于精神领域的独裁基本的原则；而对他的记忆，正如那般狂热分子希冀的一样，永远从人们的心里消逝净尽。
强力的这最后一招几近得逞。在生前，卡斯特利奥给人缴械箝口，束手缚脚；在死后，这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依然被有计划地压制，长年藉藉无名。时至今日，若是哪个学者从未听过、也从未提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大可不必羞惭。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学者们如何还能知道他？只要是加尔文的影响所及，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到它们终于出版，靠它们来确立他先行者的声誉，已经为时太晚。到那时，旁人早接受了他的信念。这战役本由他发动，他也在这战役里蹉跌；而今后继的旗手们，已经把他的斗争继续下去。许多人命定生于阴影，死于黑暗——诸如乡巴佬汉普顿和无名小辈弥尔顿们便是如此。那些追随卡斯特利奥踵武的人，享受着他的声誉；每本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错误，说洛克和休谟才首倡了宗教宽容。这错误重复又重复，没有人注意，就像卡斯特利奥的那本《论异端（De haereticis）》从未写过出过。作者道德的勇气给人忘掉，他为塞尔维特进行的战斗给人忘掉，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战大象”）给人忘掉，他的著作也给人忘掉。这些著作只有个天晓得的荷兰文全集译本；我们是在瑞士与荷兰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若干手稿，也知道了一些心怀感激的学生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一个人，当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那时代里最博学最高尚的人，这些却成了他的全部“遗物”。对这被忘却的战役，他们依然怀着极大的感激，他们吁求把这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可没时间做得公正。她的工作是记录成功的事件，写一本不偏不倚的编年史，至于这些事件的道德价值，她却很少评价。她的目光只盯住胜利者，而把战败者晾在一边。于是那些“无名小卒”，无意间被倾进遗忘的洪泽。Nulla crux； nulla corona——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纯洁心灵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徒然无益；道德能量的每次消耗，也不会弥散长空，毫无反响。那些人们生不逢时，虽然失败，就其实现永恒观念而言却自有其意义；因观念要想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只能通过尽心竭力的人们在晦暗不明的地带勾勒成形，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从精神方面着眼，“胜利”和“失败”二词都有了新的涵义。自此以后，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第一章、加尔文夺权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民们被一阵喇叭声正式召集到主要的广场。他们举起右手，一致宣布自此以后，他们将完全“按上帝之福音与言语（selon l'évangile et la parole de Dieu）”生活。
这宣告经过了公民投票，这种极端民主制度至今仍在瑞士盛行不衰。在前主教宫，宣布了改革后的宗教自此成为日内瓦惟一正当许可的信仰——这城市共和国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光要从这罗讷河畔的城里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粉碎，将其彻底根除，这简直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在暴民的威胁下，最后的一批神父，牧师，修士，修女，全给逐出了修院；所有的教堂一无例外，都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的象征。于是，五月里这确定胜利的节日终于来到啦。从这一天开始，新教绝非仅仅坐上了头把交椅，更执掌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无羁无绊的激进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恐怖主义者推动，便是传教士法里尔。此人禀性狂热，长相褊狭，盛气凌人，冷酷无情。“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样傲慢无耻的东西，”素来温和的伊拉斯谟也要这样说。这“法国的路德”，对民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五短身材，奇丑无比，一部红胡须，满头脏头发，在布道台上向百姓们雷霆般喊叫，那暴烈的性格激起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诚如政治革命家丹东，这宗教革命家法里尔，有本事联合起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鼓动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甘冒丧命的危险。他曾在乡村给人威胁拿石块砸死，也曾被所有的行政当局逮捕禁止。可这人精力超群，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他便以强力粉碎了抵抗。他带了一批冲锋队员做保镖，径直闯进个天主教堂，那当儿教士们正在祭坛上面举行弥撒。他直冲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喝彩声中，痛骂反基督者。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用做他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群孩童，在礼拜时间突袭了总教堂，他们尖声呼啸，放声大笑，学着鸭子的声音嘎嘎叫，把天主教徒的祈祷搅了个一塌糊涂。到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也便更加胆大妄为。他动员自己的卫队发动最后的攻势，指挥他们闯进修院，从墙上扯下圣像，再把这些“偶像”烧毁。这野蛮暴烈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一小批积极行动的人，靠他们超群的勇气，靠他们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决心，便能够吓倒多数人——只要这多数人虽则人多势众，却松松垮垮，不堪一击。天主教徒们抱怨这些捣乱行径，试图敦促市行政会管起事来；可总起来说，他们宁愿闭上嘴巴耽在房里，直到最后，主教把自己的教区拱手交给大获全胜的改革派，未还一手便仓皇逃遁。
然而如今，到了胜利的时刻，法里尔那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便暴露无遗。凭借着冲劲和狂热，他自能把旧秩序推翻；然而，他无能建立新秩序。论辱骂他堪称一等一的高手，却不具有组织才能，精于捣乱，而不擅建设。他能对罗马教会评头品足，煽惑愚钝的民众仇视修士修女；靠那渎圣的双手，他能够破坏摩西的律法。待到这一切大功告成，他却只剩下以绝望的困惑，凝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片废墟的份儿——因他的心里没有目标。如今，在日内瓦天主教已然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将要取而代之，法里尔竟然一败涂地。他那颗心纯粹专注于破坏，造成的惟有真空而已；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者，绝不仅法里尔一人。在德国，在日内瓦而外的瑞士其它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得分崩离析，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路德跟茨温利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引到对久经遗忘的福音信条的信仰。在他们眼里，宗教改革，便意味着开始对教会进行重建——或可说进行改善，进行净化，恢复其初期的诚信。然而，天主教会却是强梗固执，不思让步，他们无法从天主教会的内部工作，而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这样的工作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建设，分道扬镳的局面便就此出现。诚然，对这般宗教革命家，诸如路德、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最最合乎逻辑的惟有一端，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基于共同的信条与实践，兄弟般团结起来。然而何尝有上合自然、下应逻辑的事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世界范围的统一新教教会不曾建立起来，满世界倒是冒出了无数小规模的教会。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嗤之以鼻，日内瓦又对伯尔尼的实践弃如敝屣。每个城市，都想搞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有的是苏黎世的模样，有的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