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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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告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傲慢。如今，路德、茨温利、梅兰克森、比塞、卡尔施塔特等等一干人，在刻毒的争论当中，在神学的琐屑分析和小册子当中，徒靡他们的精力——其实只要团结起来，他们的精力便足以瓦解教会世界的庞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旧秩序的废墟，他只觉到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人典型的悲剧，他攫住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然而这使命因而强加给他的责任，他却无力承担。
这不幸的胜利者偶然听说，加尔文，那有名的约翰？加尔文，正从萨沃伊回家，而将在日内瓦停留一天。法里尔高兴极了，便匆匆赶到加尔文下榻的客栈造访他，求那领袖给他重建教会的工作做些忠告和帮助。虽则加尔文还不满二十六岁，比法里尔足足小上二十岁，他已然获取了无可抗衡的权威。这位主教税吏和公证员的儿子生于庇卡底的诺庸，受的是蒙太古学院严格的教规教育，这一点伊拉斯谟和罗耀拉也是相同的命运。这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起初立志投身教职，而后又打算做律师。二十四岁上，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他便从法国流亡到了巴塞尔。
流亡者一离开祖国，多半便丧失了内在的活力。然而对加尔文，这样的遭际反于他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坦途交汇于此，五花八门的新教教义相撞相突。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极为重要。日益增多的激进教义，正从福音信条的核心分化出来；泛神论和无神论，宗教狂与狂热派，开始使新教逾出基督教的正轨，变得面目全非。闵斯特城再浸礼派那骇人的悲喜剧演完了血腥可怕的尾声；新教恰似它那罗马天主教会的对手，面临着分裂为诸多宗派，由世界性权力沦为一国权力的危险。这二十五岁的人，他的自信有如圣灵充满的先知，立即认识到必得采取怎样的步骤，才阻止得了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定要在一部著作、一个规划、一份纲领当中具体胪列，福音信条的创造性原则需要条分缕析。这加尔文少年气盛，精神抖擞，他做法学家和神学家虽则藉藉无名，却自始便认识到这工作的势在必行。那般世所公认的领袖还在争论细节，他却坚定地着眼全局，在一年里写成《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信条原则的著作，于是它变成了新教的首要指南和典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nstitutio（原理）》能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来部著作之一。自路德翻译《圣经》以来，这堪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伟绩。书中那坚定不移的逻辑，不可撼动的结构，立时影响了加尔文同时代的人——它的质量，便使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宗教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又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鼓动家路德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组织家加尔文则在这巨石摔得粉碎之前阻住它继续滚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Institutio（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两者都划定了决定性的界线，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两者都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夺去了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好给它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于是，武断演化成教条，自由引发了专政，宗教热情受到严格的羁绊。诚然，一旦革命遭到约束，其动力多半便会丧失殆尽。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便干下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使得自此以后，作为宗教上统一广泛实体的新教教会，只能同具有相同地位的天主教会平分秋色。
加尔文首次系统阐述的严格信条，他绝不软化纾缓；他那超群的力量，于此也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后出的版本只有对起初决定性认识的补充，而绝无修正。诚如马克思与叔本华，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有任何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哲学推演到结论。于是他平生余下的岁月，命定要看到他的哲学，由观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他的著述中重要的词句，他从不稍加修改；他不蹈人踵武，也不想跟敌手妥协。与这样的人交手，若不打倒了他，就只能被他打倒；做他的战友也罢，敌手也罢，就休想能够首鼠两端。若非跟他决裂，便只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俯首称臣。
初次见面，法里尔甫经交谈，便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于此倒见出他的伟大。年纪上他自然大得多；然而打从那一时刻，他便将自己彻底依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看做领袖和主人，而他则变成这主人的仆从和奴隶。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对他主子的每一句话，都不敢稍有悖离。每次战斗，每个事件，他都投身加尔文一方，急如星火地听从加尔文的任何召唤，为他声援，替他作战。对加尔文，他从不怀疑，绝不批评，他那服从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实在是对加尔文如此献身的第一个门徒。他这样的下属惟有盲目狂信，把这当成做门徒的至高的责任。只有一次，他向加尔文提出了要求，便是在他们刚结识的时候。他要加尔文作为惟一有资格的接收者，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地位。于是这主人在日内瓦，便好以其卓越的能力构建宗教改革，这实在是法里尔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据加尔文后来透露，他曾久久地坚持拒绝应允这叫人瞠目结舌的吁请。像他那样的人，追随的是精神而非肉体，一旦人们要他们离开纯思，好投身政治现实主义晦暗纷扰的领域，那总归要做出个负责的决定才行。不消片时，一种神秘的畏葸，便攫住了加尔文。他犹疑不决，他举棋不定，说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他求法里尔叫他安静地耽在书本和疑难的世界里。到头来，他如此强梗地拒绝吁请，叫法里尔失去了耐心。于是这法里尔，带了种旧约先知一般的狂暴力量，吼叫道：“你在狡辩你研究的重要。可凭着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要向你宣示，若你拒绝替主做工，追求尘世的事务而不追随基督，上帝的诅咒必会临到你！”
这激奋的呼吁打动了加尔文，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他便宣布，准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新秩序。此前他惟在勾勒言辞与观念，而今却变成为行动与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印在书上，而开始将其强加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人们对生存其间的历史时代所知最少。那些极重要的时刻，徒然竭力要唤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关头，也难得给这时代的编年史家多惠顾一眼。于是乎我们读到，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而这将使得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书记员竟没有劳神记下名字。记录秘书干巴巴地写道，法里尔怎样建议“iste Gallus（那高卢人）”——那法国人——继续他教士的工作。仅此而已。何必费心问清楚那家伙的名字到底怎样写，好记在会议记录上？仿佛我们读到的，不过是件下三等的决议，涉及到给个外国教士菲薄的薪金。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才不相信，这会比任命什么下级官吏多出什么——他自会服服帖帖克尽职责，一如旁的低级官吏，比方引座员，副执事，抑或刽子手一样。
很难说这般高贵的市行政委员有什么学问。闲来他们根本不读神学书，也没法设想他们当中有哪个肯把加尔文的《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翻上几页。他们若是学者，一准会警觉到，他们已然把权力彻底交给了“iste Gallus（那高卢人）”，交给了那法国的教士，他在会众面前竟然这样讲：“我在此要详细论及教会赋予教士们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敢做一切事情，必准备迫使尘世的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意旨，摧毁撒旦的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梗，亦可以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加尔文说的这些话，“教士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之类，日内瓦的市行政会委员们必是视而不见，要是他们有所察觉，势必不至于把无限的权力授给那讲话如此目空一切的人。那法国的流亡者给他们任命为自己教会的教士，他自始便立志要成为这城市国家的主宰；他们却从来不曾怀疑他，还给他职位、薪金和尊严。可从这时开始，他们自己的权力便寿终正寝；因为加尔文，靠他战无不胜的活力，将扬鞭策马，无情地实现他的极权主义野心。于是，他把个民主共和国，变成了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体现了他远见卓识的逻辑和明察秋毫的目标。“我初到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停滞不前。人们仅只在此讲道，此外一无所有。他们把圣像收到一处，付之一炬。可这跟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一切，全杂乱无章。”加尔文生来是个组织家，对混乱恨之入骨。他禀性数学般精确，不规则和无系统会惹得他满心厌恶。大凡企图教育人民接受新信仰的人，必得教他们理解已经相信和承认的东西。他们得明明白白地分开，什么能够允许，什么必须禁止；精神的王国，跟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就向这个市行政会，提交了完整的教义问答手册，那二十一项条款，把新福音信条的原则规定得极尽精确，通俗简捷。于是这教义问答手册，这信仰声明——我们或可说，这新教会的十诫——被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下来。
然而加尔文这样的人，才不满足于冷漠的接受。他坚持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顺从这教义问答手册的每字每句。在他看来，单单规定下教规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依然给个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他们自行确定行为的界限和尺度。加尔文其人，却绝不容忍在教规问题与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任何自由。他认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就毫无平等的意见交流；关系到个人的信仰问题，决不能达成停战协议；而教会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强迫所有人——用武力强迫所有人无条件地顺从；惩罚冷漠的教徒，不妨残酷到惩罚公开反抗一样的程度。“旁人或有其它想法。可我决不相信，我们的职责竟会限制在如此狭仄的范围里，仿佛宣讲了道义，我们的责任便完事大吉，便可以袖手旁观事情自行其道。”而他的教义问答手册，既为真正的信徒划定了指导路线，更阐明了该城的法律。他要求行政会正式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民们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的信仰声明。在大教堂里，这些自由民要几十个人一组，给带到长老面前，一如学童带到老师的面前，由国务秘书大声将教义问答手册读给他们，而后他们举起手来，发誓毫无保留，一概接受。谁若拒绝宣誓，会即刻驱逐出城。这便永远清楚表明，从此日起，住在日内瓦城墙内的任何自由民，在精神事务方面，都绝不敢与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存在一丝一毫的悖离。在这行政区里，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把宗教视为个人良心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此一去不返。理性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气质，法律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专政无法想象，也守不住阵脚。要想维持权力，必得掌握权力的工具；要想进行统治，必得有权施行惩罚。而今任命加尔文的决议，未曾给他任何的权利，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民逐出日内瓦城。行政会的委员们单单任命他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叫他可以向信徒们解释《圣经》；他们单单安排他做传教士，可以宣讲教义，引领会众走上真正的信仰。他们总觉着，施行惩罚的权利依然留在自己的手里；只有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别的传教士，才要对自由民的行为负全责。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罢茨温利也罢，试图将原本归给市政当局的权利抑或权力夺归己有。可加尔文生就独裁主义秉性，立时便着手将行政会沦为他的命令和条例的执行机构。他既无合法的权利做此类事情，便用开除教籍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权利。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神秘宗教仪式，转化为培植个人权力、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在那段时间里，加尔文派传教士规定，圣餐只给予那些道德行为叫人满意的人。不论何人，只要传教士禁了他的圣餐，他准给革出教门，开除市籍。这新武器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任谁也不准再跟那犯过的人讲话，用学童们的话讲，他就给“当成了臭狗屎”，没人肯卖东西给他，也没人从他手里买东西。于是这仿佛纯粹宗教性的手段，该当由教会当局行使的，却变成了社会跟商业方面的抵制。若是这遭抵制的家伙公然反抗，不肯公开认错，加尔文便毫不客气，把他放逐了事。即便最受尊敬的市民，一旦惹了加尔文的厌，变成他的敌人，在日内瓦便休想立足。谁若公开与这传教士唱反调，便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公民身份。
诸如此类骇人的权力，使得加尔文可以消灭任何胆敢反抗他的人。只消放胆一击，加尔文左挥惊雷，右挟闪电，便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无缘分的不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在天主教会内部，本有个由低至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僧侣统治集团。在教会最终决定将教徒革除教籍之前，往往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诉。开除教籍的决定凌驾个人之外，全然超越个人的专断权力。然而加尔文，他的目标更加明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也更加无情。于是，他易如反掌一般，便强把革除教籍的权利收在传教士和宗教法庭的手里。他把开除教籍的骇人威胁，当成经常动用的惩罚，这便无限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堪称心理学家，把这恐怖的效果深思熟虑，也猜度到那般生怕遭到如此命运的人心中的担忧。市行政会费足了力气，才算定下来每季度安排一次圣餐，不至像加尔文要求的，每个月安排一次。可加尔文绝不许这最最强劲的武器——开除教籍继之放逐出境——给旁人夺走。惟有用这件武器，他才得以开始他渴求已久的斗争——建立极权的斗争。
专政，刻板的教规和其后日益增长的好战狂热，所有这些固然带得来暂时的利益，却必得以牺牲多数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而无可避免，新立的法律定会冲击古老的自由。然而，要叫一个民族觉察这一点，往往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行。在日内瓦，便是过了好几年，公众意识才逐渐弄清了这一切。公民们青睐于宗教改革，这些独立的人们自愿聚在市场，举起手来表明承认这新建的信仰。然而他们对共和体制的自豪，却促使他们反抗捕快的监管。他们强烈反对给人像犯人般满城里迁来送去，反对被迫在教堂里向加尔文老爷先生颁行的每条法令宣誓服从。他们不同意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单因为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