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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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剥夺公民权跟流放的危险！他们便开始问，这般如此发号施令的，都是什么家伙。他们是日内瓦人么？这城市的古老移民们，曾协助创造了它的伟大与财富；难道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那些爱国志士久经考验，足堪信赖，数百年来靠血缘和联姻，连结着至为优秀的家族；难道他们是这样的爱国志士？才不是呢；他们全是些新来乍到的人，从法国亡命出来的家伙。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得着了吃喝用度，荫蔽场所，生财机会；这邻国税官儿的儿子，给自己筑了个暖烘烘的窝儿，接来兄弟，迎来妻舅。可就是这个人，竟敢对声名卓著的自由民辱骂欺凌。他不过一个法国流亡者，他们还给了他新官职，而他却擅自制订了谁能住在日内瓦、谁不能住在日内瓦的法律！
在专政初期，自由精神还没给打得服服帖帖，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未被放逐。对抗的势力坚持了一段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现如今，在日内瓦，那些倾向共和的人便宣称，他们不许给人“像小偷一样”对待。所有街区的居民，特别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都拒绝宣誓。他们执拗地低声抱怨，宣称绝不会服从个法国穷光蛋，绝不会对他俯首贴耳，离开家园。事实上加尔文倒是成功说服了小行政会，教他们效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把那般拒绝宣誓的人驱逐出境的法令。然而这些措施太不得人心，他还不敢冒险实行，因新的选举结果明确显示，日内瓦的自由民多半开始转而反对加尔文专断的法令。到一五三八年二月，他那些铁杆支持者在市行政会当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因之日内瓦的民主派再次得以维护了自己反抗加尔文独裁要求的意愿。
加尔文的这次冒险，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政治上的空想家，常倾向于低估精神惯性的力量，幻想着在现实世界里完成关键性的改革，会如同他们的设计一样快。加尔文发现必得放慢步伐，好争取来世俗政权对他的支持。他便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因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定。新选出的行政会依然紧盯着他，然而并不真正怀有敌意。在这短暂的僵持时期，即便他最大的敌手也只好承认，加尔文狂热的基础，乃是对道德无条件的热忱；推动这激进分子事业的，绝非个人的野心，而是对伟大理想的热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年轻人跟暴民的偶像；于是只要加尔文同意表现出一点点策略的机敏，让他的革命性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民们不甚极端的观点，紧张的气氛便能轻易缓解下来。
然而这时，加尔文的顽固性格与坚强执拗，变成了他的障碍。终其一生，这彻底的狂热分子，除去一点点和解的愿望，就不想走得更远。中间路线的意义他从来不懂。在他眼里，仅仅存在着一条路线——便是他自己的路线。若非全部，毋宁放弃；若不是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妥协，那根本就无从谈起；他绝对地确信约翰？加尔文的观点正确无误，以至于没法设想一个对手竟会相信旁的路线正当笃定，也没法设想另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却跟加尔文老爷同样正确。他专职于教，旁人专职于学——以后这话竟成了句格言。他满心真诚，沉着坚定，宣称：“上帝启我传道，良心促我坚强”。怀着种可怖且凶险的狂妄，他把自己的观点比做绝对真理，说道：“Dieu m'a fait la grace de déclarer ce qu'est bon et mauvais”（上帝何仁慈，启示我善恶）。然而那着魔般的激情一再搅扰着他，叫他日益痛苦不堪。每当旁人跟他观点相反，信心却同样坚定，他便真正会义愤填膺。不同的意见，会害得加尔文精神疾病大发作。他精神太过敏感，以至影响了肉体的机能。一旦受挫，他便感到恶心，连胆汁也吐出来。对手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许最最明智；可这对加尔文毫无意义，因他注意的惟有一件事情，便是旁人竟敢坚持不同的观点，于是必得把他们视为敌人——还不光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也是整个世界和上帝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汪汪乱叫的狗子”，“野兽”，“无赖”，“撒旦的爪子”——这些便是这神经质的狂妄之徒，私下里向他那时代的一流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喷涌而出的名字。悖离了加尔文，上帝那体现“他的荣耀”的仆人也便遭到了贬低。只要谁胆敢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致力独裁，纵然这意见的相左纯属学术范畴，“基督的教会”亦会“横遭威胁”。在加尔文，他争论的意义惟在于——旁的宗派必得承认错误，转投他加尔文的阵营。终其一生，尽管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锐敏隽智，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然而，也亏了他傲慢的自信，亏了他预言家式的激奋，出类拔萃的偏执，加尔文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坚持下来。就是靠了种僵硬的冷静，靠了种冰冷而非人的刚强，他才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胜利。惟有那般对自己的沉醉，惟有那般对自己的异常满足，方使得人们在世界历史当中变成了领袖。要人民接受个意见原是易如反掌，而且不需要耐心，不需要正当，只消偏执狂们宣称他们手头的真理乃是惟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
于是，加尔文纵然看到，新近选出的市行政会多半跟他相左，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请求，为了公共安全起见，莫采用野蛮的威胁和革除教籍，而应接受伯尔尼宗教会议较温和的观点，却丝毫不为所动。加尔文这样的家伙冥顽不灵，休想叫他妥协，放弃一点点利益。对这样的人，和解根本就毫不可能；正当市行政会同他抵牾的时候，这只要旁人对他的权威绝对服从的家伙，却漫不经心地对那合法的代表权力攘臂造反。他在布道台上口出恶言，抨击那“小行政会”，宣称“与其将上帝的圣体投畀恶狗吞吃，他毋宁去死”。另一个传教士，竟在公开聚会时宣布，市行政会是个“醉鬼大集会”。于是加尔文的门徒们设置了坚固的路障，来向当局挑衅。
市行政会没办法容忍如此挑战性的造反。起初他们还满足于发布个清楚明确的暗示，大意是讲，布道台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因那般在布道台上大放厥词的人，他们惟一的职责只有宣讲上帝的言语。然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不理不睬，到头来，行政会只得禁止传教士们登台布道；他们还因煽动反叛的罪名，把最桀骜不驯的库尔托予以逮捕。这便表明，教会与国家的势力已经爆发公开的战争；于是加尔文迅即应战。他由一群支持者们侍卫着，强行闯进圣皮埃尔大教堂，坚定地登上那既经禁止的布道台阶梯。各派的代表刀剑在手，开始涌进教堂，一方是决意支持那横遭箝口的传道士，另一方则要阻止他讲话。接着演成了一场骚乱——这复活节的宗教仪式，险乎以一场屠杀而结束。
如今市行政会已经忍无可忍。最高权力机构——大行政会于是开会，要求驱逐加尔文和其他拒绝服从行政当局的传教士。接着是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那些反叛传教士的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本城。此前的十八个月，加尔文谴责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而今这一切轮到了他自己。
加尔文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夺日内瓦的初次尝试就此失败。然而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终其一生，挫折全是些暂时现象。毋宁说，对那般登上将授予无限权力的地位的人，刚刚出道时戏剧性的失败，几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革命魁首们，流放，监禁，褫夺权利，非但不会妨碍了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有所助长。谁若想给群众奉为偶像，先就得做个烈士。受一个可憎可厌的制度迫害，其惟一后果便是给人民领袖提供了群众支持的心理前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群众全身心的支持。要想成为领袖，则受到的考验愈多，民众愈易于把他视为神秘。一个领袖级人物，再没什么比转入地下更重要啦，因为暂时的消失，会给他的形象制造些传奇色彩。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云朵的灿烂跟光荣的晕圈里；一旦他的身影浮现出来，不要他花费吹灰之力，自会形成一种氛围，让他得以满足民众迅速增加的期望。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来得更加强大。加尔文也是如此。
在下达了驱逐令的时候，仿佛约翰？加尔文已经满盘皆输。他的组织遭到破坏，他的工作遭到粉碎，除去回忆对强制性秩序的狂热追求，跟身边十来个可信赖的朋友，他便一无所余。然而，诚如所有在危险时刻由气质引领，避免妥协，躲进地下的人，后继者和敌手的类似失误帮了他的忙。一旦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给扫地出门，市政当局发现，难以骗到哪怕一两个奴颜婢膝的传教士。他们生怕把事做绝会有失民心，便不想拉紧缰绳，而更愿放松一下了。一旦这样的人占了布道台，日内瓦曾给加尔文有力推进的宗教改革旋即停滞不前，自由民们在信仰问题上面一片混乱，不辨善恶。于是，那般被禁的天主教会成员渐渐恢复了勇气，借助老谋深算的手段，他们尽心竭力，要替罗马天主教重占日内瓦。情况变得危急，而且不断变得越发危急。那些改革派，他们曾认为加尔文太嫌苛刻，也太嫌严格，现在也渐渐不安起来。他们问自己，不管怎样，铁的教规岂不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可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而今却强烈地要求将他召回来。市政当局终于看出，除去遵循公众的意愿，就没有旁的办法好想。起初寄给加尔文的函件，不过是些谨慎的征询；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明确急切地表示，希望那传教士回来。这样的请求，随即变成了热切的呼吁。市行政会在请求加尔文返回，帮城市脱离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再在信上写致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是写致加尔文“Ma？tre（大师）”。到头来，那般不知所措的议员们彻底投降，他们写信乞求“他们的好兄弟和从前的朋友”恢复其传教士的职务。写这信件的人还宣称，他们“决意为他鞠躬尽瘁，好让他满意”。
要是加尔文天性委琐，一个廉价的胜利便能叫他心满意足，这两年前赶他出来，而今又哀求他回去的城市，必会叫他感到满意。然而一个人若渴求全部，便绝对不会拿出什么折衷的办法；况且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从不为个人的虚荣所动。他要达到的是权威的胜利——他自己的权威。他再不想听凭自己的工作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要想叫他返回日内瓦，那里便只能实行一种律法，便是他约翰？加尔文的律法。
直到日内瓦紧缚双手，卑躬屈膝地宣称将甘心“俯首称臣”，加尔文才开始考虑，基于一个满意的立足点进行谈判。为了战术上的原因，他傲气十足，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建议。“我宁愿死上一百回，也不想再来一次先前悲惨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还不想向敌手做一丝一毫的让步。到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倒在加尔文面前，以隐喻的方式哀求他回转来，他最亲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地写信给他：“难道你要等到连石头也哭着要你回来？”然而只要日内瓦未曾无条件投降，加尔文就依然坚定不移。直到议员们宣誓接受忏悔，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需的“教规”；直到他们写信给斯特拉斯堡城，求城里的兄弟们把这不可缺少的人让给他们；直到日内瓦不光在他面前、也在整个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加尔文才做了让步，宣称他准备接受他从前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要获得绝对的权力。
于是，如同一个战败的城市准备迎接征服者进城，日内瓦便是这样准备迎接约翰？加尔文。他们竭尽所能，来纾解他的忿怒。从前那严格的律法急急地重加给人民，好叫加尔文的要求尽先得到满足。小行政会找了处合适的房子给加尔文，这房子带了个花园，给装修得漂漂亮亮——他们就是这样热切地盼着他出现。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做了改建，以便他宣讲起来更有效果，也便于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他。一个又一个荣誉摩肩接踵：还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便有个传令官从日内瓦火速派出来，在半途迎接到他，把城市的问候带给他。自由民们还出资，隆重地请来他的家属。到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马车开到了科纳文大门。大群的民众聚集拢来，在欢天喜地之中延引这归来的流亡者进城。如今日内瓦到了他手里，听凭他像陶工塑造粘土一样随意塑造；他必得不懈地工作下去，直到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这座城市。便是从这一刻开始，加尔文和日内瓦变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观念——加尔文跟日内瓦，精神与形式，创造者和碌碌的造物。
第二章、“教规”
当这精瘦严厉的人进入科纳文大门，一个所有时代里至为重要的实验就此开始。国家需要转变成僵硬的机构；不可胜计的灵魂，拥有繁多情感思想的人们，需要紧紧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独特体系当中。这样以一种观念之名，把划一的服从强加于全体人民，在欧洲还是首次尝试。加尔文以有条不紊的精确，开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要把日内瓦城变为地球上第一个上帝之国。社会上将不再有污染，不再有腐败、动乱、堕落与罪恶；城市将成为新耶路撒冷，传播世界拯救的中心。这惟一的观念，就体现在加尔文的生命当中；他将全部的生命，就奉献给这一个观念。这钢铁般的理论家，最认真、最神圣地对待自己极端的空想；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里，加尔文就不曾怀疑过，当他要求追随者们“正当地”生活，他乃是将巨大的利益颁赐给他们——对他而言，所谓“正当地”生活，便意味着他们必得依从上帝的意志与诫命来生活。
一眼看去，这似乎简单得很，可细细考量一下，便叫人疑虑重重。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够认识？他的教导何处能够找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里——在那里，而且惟有在那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言语，便活生生地存在于永恒的圣经当中。这些圣典，因偶然的原因未给我们保存下来。而上帝明确地将口传的教义改变为圣书，以便他的诫命清晰易懂，永驻人心。这福音的存在先于教会，也高于教会；其它真理，再不能超越之、凌驾之（“en dehors et au delà”）。因此，在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上帝的言语，“la parole de Dieu”，便是道德、思想、信仰、法律和生活的至高体现；而《圣经》作为一部书，乃包含了全部的智慧、正义和真理。在加尔文，《圣经》既是开端，亦是终止；既是肇始，亦是完结。对于一切事物的一切决定，都必须基于《圣经》的内容才行。
于是，加尔文便把成文的言语，归结为世俗行为的至高权威。这俨然是在重复宗教改革尽人皆知的基本要求。可事实上，他远比宗教改革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且彻底冲破了原有的观念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