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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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罪犯。生命从千百种渠道，给那般生性不甚禁欲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这些不断增长的快乐给加尔文打量起来，他永远怀着恐惧和厌恶。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或许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说起人类来会用他那样贬低的措辞：“bête indomptable et féroce（强梗凶暴的禽兽）”，或更糟，“une ordure（一群下三滥）”。在他的《Institutio（原理）》里面，他还要说，“若仅由天然一面视人，必觉其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即略有可嘉，亦不过来自上帝恩赐。……我们的所有正义皆为不义，我们的所有事奉皆为不洁，我们的所有光荣皆为耻辱。即我们体现之至善，亦常为肉体不洁所染，而沦于邪恶，混于污秽。”
显然，如果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视为上帝失败的制品残片，便会像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绝不愿承认上帝肯给这样的造物一丝一毫的自由与独立。全能的上帝必无情地将这般败坏贪婪造物的自决权利剥夺净尽，因“听任人类施诡计，灵魂惟欲为恶行”。这些亚当的孽种，必得彻底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以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与上帝和尘世的关系。这样的放肆行为镇压得愈严厉，愈束缚人们俯首帖耳，他们便愈得其所。去他的自由，去他的自由意志，因为人单单会滥用特权。必须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面前谦卑如仪。要警醒他们，恐吓他们，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直到他们一无抵抗地接受虔诚驯顺的牧群身份，直到他们将自己融为牧群中的一员，个体与个性便将消失无踪。
要达成这种对个性的严酷压制，要实现这种利于集体的、对个体的野蛮剥夺，加尔文自有办法，便是著名的宗教“教规”。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设计过更加苛酷的羁绊，强加给人类的冲动和欲望。从甫建独裁开始，这卓越的组织家便是在条文律令的有刺铁丝网——即所谓“条例”——内，牧放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民。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去监督这恐怖道德的执行。我们说到的组织便叫做宗教法庭；他用模棱两可的措辞，把它的目的规定为监督教民或居民“彻底纯洁地崇敬上帝”。然而这道德检查机构的影响范围，可不像表面上那样，仅限于宗教生活的领域。因既把世俗生活与加尔文极权主义的国家概念密切结合了起来，独立的蛛丝马迹自会就此落入当局的控制之中。宗教法庭的巡捕叫做“anciens（前辈）”，明摆着他们得到命令，要监视日内瓦每个人的私生活。他们的监视绝不容松懈，且要求他们留意的，“非但包括说出的言语，亦包括观点与思想”。
这样对私生活的广泛控制一旦实行，在日内瓦便难说还有什么私生活存在。一次跃进之下，加尔文就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远远超到了身后。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经常靠的是告密者的报告、其它来源的告发，后来才派了些亲信和密探。然而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每个人从本性上便永远向恶而非向善，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于是人人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自从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仿佛房门突然给大敞四开，墙壁猛可里换成了玻璃。每时每刻，不分昼夜，都可能响起敲门声，一批“宗教警察”不容你拒绝，便会宣布进行“家访”。富人也罢，穷人也罢，权贵也罢，草民也罢，每月一次，都要服从这些“police des m？ urs（风化警察）”的盘问。既然条例宣称，这类的盘查须慢慢进行，总会有几个小时，那些白发老人、诚信公民，久经考验，深受尊敬，还是不免学童般遭到盘问，问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为何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哪次布道。然而这样百般盘问，千种训诫，家访可仍未结束。这般道德契卡，要染指每一件琐事。他们探摸妇女的衣服，看她们裙子是不是太长太短，外衣有没有多余的褶边、危险的开衩。警察会仔细检查发式，不能够太高；会数倒霉的人手上有几枚戒指，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会从卧室走到厨房的桌前，查是否比法定的饭食多了一汤一菜，是否哪里私藏了糖果与果酱。而后，这虔诚的警察会到别的房间接着检查。他盯着书架，盼着找到本没有宗教法庭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的书；他翻着抽屉，巴望发现幅圣徒像，或一串念珠。他会向仆人追问主人的行为，他会向孩子盘问父母的言行。
待到他走在街上，这加尔文独裁的走狗会竖起耳朵，细听是否有人唱小曲儿，奏音乐，沉溺于恶魔般邪恶的快乐里。从此在日内瓦，当局便永远搜索一切娱乐的蛛丝马迹，一切“paillardise（下流行为）”。要是抓住个自由民，干完了活儿，到酒馆喝杯酒好恢复一下精神，或者堕落到拿骰子扑克寻欢作乐，这人可就惨啦。搜索一天天进行下去，密探们工作过度，安息日也得不着休息。他们得一遍遍挨门逐户去家访，免得哪个懒蛋倒在床上，误了加尔文大师布道的教诲。在教堂，旁的告密者提高了警惕，准备痛斥那般前来上帝之家还要迟到早退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他们在一切地方不倦地工作。到晚上，他们在罗讷河边的灌木丛里窥伺，看有没有贼胆包天的情侣搂搂抱抱；在客店，他们翻查床铺，细检旅客的行李。每封进出城市的信件，他们都要开封；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监查，远届日内瓦城墙之外。驿车上，公共划艇里，过湖前往外国市场的船上，城市管区以外的客店里，到处都少不了密探在活动。一个日内瓦公民，可能正在造访里昂或巴黎，然而他道出的任何不满，依然会一五一十举报上去。然而有一种情形更加无法容忍，便是无数非官方的暗探，自愿加入那般正式任用的密探的活动。只要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自愿告密的有毒植物便会像可厌的莠草般滋生蔓延；一旦原则上容忍甚至渴望告密，其他正派的人们也会受到恐惧的驱使，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为不被怀疑成“拒绝上帝，投身魔鬼”，加尔文独裁统治时的每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同伴怀疑睨视。那“zelo della paura”——恐惧的狂热，促使他们争相告密，惟恐落后。过了几年，宗教法庭已经能够废止官方的监管，因所有的公民都自觉自愿地甘受控制。这无情的告密浪潮日夜奔流，推动着宗教法庭的精神磨臼飞转不停。
这样的制度下面，有谁会觉得安全，会肯定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的禁令？因实际上，加尔文已经禁绝了一切令生活快乐有益的事情。他禁止了演戏，娱乐，公众节庆，以及一切种类的舞蹈和游戏。即便溜冰之类清白无辜的运动，也会叫加尔文大发雷霆。他惟一能够容忍的服装式样颇为朴素，几乎像僧侣的衣服。于是，非有市政当局的特许，裁缝们禁止依照新的式样去剪裁。未满十五岁的女孩禁止穿绸，十五岁以上不得穿绒。金银饰带，染金的头发，无用的纽扣褶饰，均在禁止之列；黄金的首饰及其它饰品什物，同样违反规定。男人不得蓄发，女人禁止卷发以后用梳子定型。花边要禁止，手套要禁止，褶边和开衩的鞋子也要禁止。禁止使用轿子和四轮马车，禁止家庭宴会邀请的宾客超过二十人。洗礼和订婚的宴会，规定的上菜道数不得超过；糖果和蜜饯亦不得供应。除去当地出产的红酒，不许喝别的酒；临到赛会，四足的动物，有翅的禽类，以及糕点，一概禁止。夫妻双方，在婚礼时不得互赠礼物，婚后六月内也是如此。不必说，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即便已经正式订婚，也绝不容稍懈。
日内瓦的公民不得进入客店；不等念完祷词，店主人也不得向客人供应饮食。一般讲来，旅店的老板都要受命监视客人，严格留意每句可疑的话语、每个可疑的举动。非经特许，任何书籍都不得印行；向国外写信，也在禁止之列。禁止圣像，禁止雕塑和音乐。甚至赞美诗，条例宣称“务必留意”避免沉耽曲调，而不注意领会歌词的精神和意义，因“惟有活生生的歌词才能够赞美上帝”。加尔文驾临之前，公民们曾把自己视为自由民，而今甚至不容给孩子选个教名。尽管克劳德、阿玛迪之类名字早流行了几百年，如今却因其不载于《圣经》而遭禁止。虔诚的日内瓦人，得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祷告时禁止使用拉丁文，复活节与圣诞节时禁止开宴会。只要能使得现实减少点单调的灰色，就必遭到禁止；书籍言语里的任何一点点思想自由，自然也当禁止。批判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更是罪中大罪，禁止不贷。市里的公告宣读员由鼓手先导，严正警告自由民们“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其可憎的节奏！于是惊惧之下，人们便要自问，除去这许多的禁止，恩准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没有多少啦。允许他们生，允许他们死，允许他们做工，允许他们服从，还允许他们去教堂——这后一项，岂止允许而已哩，一旦旷勤，就必遭严惩。哪个自由民不去听所属教区的布道，可就有祸啦——这样的布道，每个星期天两次，一个星期里三次，还有教导儿童的特定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轭，便在主日也绝不松懈，仍然是一串的责任、责任、责任，丝毫不讲宽容。一周里辛勤操劳换来每日的面包，而后便是全身心奉献上帝的这一天。整个星期工作，星期天献给教会——这样，便是在罪人心里，撒旦也得不到保不住立足之地。于是自由和生活的快乐就此完蛋。
然而如今，惊惧之下，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的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快乐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欢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加尔文的秘密并不新鲜，他的手段跟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们并无二致——那便是恐怖。加尔文的手段，算得上宗教式的恐怖。直截了当地讲，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人道冷嘲热讽，把人道讥刺为软弱的产物——这样的暴力，会迅疾变得压倒一切。一旦暴虐地将恐怖统治强加于人们的头上，个人意志会遭到瓦解，社会生活会失去作用。它如同毁灭性的病症一样吞噬灵魂，并很快成为神秘的中心，普遍的软弱到处为独裁者提供助手——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遭到怀疑，他自会怀疑自己的邻人，而恐慌之下，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会超过暴君的命令和禁则。
组织完善的恐怖统治绝不会造不出奇迹。当加尔文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更是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方面，能胜于他的暴君想必屈指可数；也没有理由能讲，他的专制统治，像他的所有性格一样，乃是他意识形态的逻辑产物。可以说，这精神至上的人，这神经过敏的人，这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充满憎恨。诚如他公然承认的，他忍受不住目睹残酷的场面，尽管他统治期间日内瓦处决与火刑如此频繁，他却从未莅临。然而在这里，正存在着这般热切的理论家最大的缺点。又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这种类型的人绝无勇气目睹死刑，更不必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但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如今，加尔文将严厉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要无视天性的怂恿，压抑一切同情的倾向，系统训练自己的残酷。他“练习”自己的强梗不屈，一如那是种精细的手艺。
“严格训练我身，以益于对抗世界之恶行。”无可否认，这钢铁一般的人在约束自身，勉力严酷方面成就惊人。他公然承认，宁知一个清白的人受罚，也强于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那数不胜数的死刑当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竟至于延长成可憎的酷刑。加尔文便给法里尔写信开脱：“苟无上帝特殊垂意，已决犯无从受此延长之酷刑。”若“上帝的荣耀”攸关，苛酷强于宽缓——这便是加尔文的观点。除去严酷无情的惩罚，便无从使得人们的行为合于道德。
容易理解，有了这样的论点——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耀需要不断“保护”，结果便必是大开杀戒。一个尚未脱离开中世纪的世界，结局还能够如何？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私刑拷打叫人毛骨悚然，已决犯和嫌疑犯都无可幸免，以至犯人们互相折磨，更惨于刑讯室里的酷刑。到最后，行政会只好下令，“犯人宜日夜加戴手铐，以减少此类事故”。这样可憎可厌的事情，加尔文却不置一词。要建立他的“秩序”与“教规”，恐怖是这城市必得付出的代价；此前日内瓦从不知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拉肢酷刑和放逐，一如加尔文以上帝之名统治这里时所做的那样。因此，倒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还不是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粉碎日内瓦人的自由观念。他更倚靠的是系统而又琐屑的暴政，以及日常的恐吓手段。初看上去，我们读到加尔文有名的“教规”条款竟然如此琐碎，不免觉得有趣。然而若读者低估了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可就错啦！他老谋深算地结成禁令之网，那网眼细密之极，让鱼儿绝无可能漏网。这些禁令成心规定到琐事，于是任谁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激发起对于全知全能的当局长久的敬畏。在我们日常行走的路上，设置于我们前面的蒺藜愈多，自由无虑地寻路前行便愈困难。很快，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
只消翻翻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便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何其巧妙。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民玩了九柱戏：判刑。另两个自由民掷骰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判刑。一个人不想让儿子的教名叫做亚伯拉罕：判刑。一个盲琴手演奏了舞曲：驱逐出城。另一个人夸奖了卡斯特利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溜冰时抓了现行，一个寡妇扑倒在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民奉献时请邻居吸了撮鼻烟：他们被召到宗教法庭训诫，再罚做苦行赎罪。如此这般，无穷无尽。几个开玩笑的伙计在主显日把一颗豆子包在了饼里：二十四小时只准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民说的是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不是加尔文“Ma？tre（大师）”，一对农民夫妇依照古时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