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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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会周祥千当时的心情：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先在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举止也平添了几分将帅气概。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愿，“请平粮价”。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也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影响。周祥千分辩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影响。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而参加闹事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2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恨恨不平。
重划市场
二、重划市场
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太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经营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政府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这叫盐引，相当于高额税收。商人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就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两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3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手提肩背的私盐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中央政府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从逻辑上说，这项新政策与级别更高的《大清律例》有冲突之处，似乎有点中央级的“土政策”的味道。不过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些冲突或堕落之处。在这种情境中宣扬宪法或其他正式法规，很容易造成“舆论导向”的混乱，周祥千便大有被儒家经典的“错误导向”教坏了的嫌疑。这些话说来容易添乱，我们还是专讲盐商影响政策的努力。
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
文武各有利害
三、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得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打破僵局
四、打破僵局
在我看来，地方官处理此事的办法非常高明，周祥千的表现更是令人敬佩。
却说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用官兵抓来的13个百姓“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此事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安稳过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张潮青和俞能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如何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钱粮，早日安定下来。政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向无定价，您持平定价，民情自然配合，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银与钱的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00文（白封小民原为3200文，红封绅衿为2200文），取消红封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4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便到官府投案自首。城乡大众听说周祥千前来投案，观者如堵，人声鼎沸。周祥千坦然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府来拿。而宁波毕知府惊魂未定，听到外边的喧闹，吓得不敢出来见周祥千。段光清被招到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来这里，毫不波及同乡，真不愧为大丈夫！说着，扫视围观的民众，朗声道：要不是周祥千今天来，恐怕你们的身家都不得安静。你们都应当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说，那围观的人山人海顿时波澜不兴，一片肃静。
从全局看来，这是决定周祥千命运的最后关头。设身处地替那些看着周祥千跳入虎口的乡民想一想，他们的内心是有愧的。他们暗自希望周祥千投案自首，所以不会认真劝阻他。现在他真来投案了，却加强了他们心中的愧疚。此时此刻，如果官府的态度稍有失误，哪怕动他一个手指头，就可能有人绷不住大声喊打，再次闹翻天。
进了后堂，段光清与毕知府商量了一个办法，认为此案不能在这里办。按律条惩办周祥千，民心不服。释放周祥千，案子太重，对上头交代不过去。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此案推到上边，请周祥千到上边投案。周祥千一走，围观的人自然就散了，此事就彻底平息了。到了省上，还要建议缓办此案。立即严办，石山的党羽就不易散伙了。商议已定，当天便礼送周祥千赴省投案。到了臬司那里，他们果然整天酒肉款待，显示了对周祥千的人格的尊重。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在书本和实际生活中见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便知道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投奔“解放区”自不必说了，更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杆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军，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