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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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
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书生气十足，看问题比较中肯的宋云彬显然不同意胡的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说：“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22＇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23＇
第二天（3月26日），柳亚子日记“上午，在云彬处与愈之长谈，颇有意义”。＇24＇但宋日记没有记。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亚子和胡愈之长谈后写下的，可见谈话不仅没有消除他的牢骚，反而使他产生了归隐之念，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大的牢骚。从胡愈之所举张申府的例子，我们也不难解读柳亚子的“牢骚”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历史，他跟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酬唱，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一贯反对蒋介石，可是当他兴冲冲进北平之后，发现并没有受到那么重视，李济深、谭平山的地位都远在他之上。后来（7月15日）他给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25＇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被比他年轻的朋友宋云彬看在眼里。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岁，直到1942年才在桂林相交，却是一见如故，关系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忆》中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其时香港刚刚沦陷，柳亚子逃难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柳亚子在这里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创办了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担任副社长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义印行了《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1946年8月2日，宋云彬写过《柳亚子》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情叙述颇详，其中说在桂林时，“我和柳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朝夕过从”。＇26＇1947年，宋云彬、柳亚子先后来到香港，两人也常有来往。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即请宋云彬担任秘书。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柳亚子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写信请宋云彬相助，其中有“弟与我兄，均为二十年前风云中硕果仅存之后死者”之句，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宋云彬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都曾遭到通缉。1949年，他们应邀同船北上，又一起来到北平。
正因为两人交情不浅，宋才对柳的“牢骚”感到忧虑。４月６日下午，宋走马灯似的参加了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和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刚好是柳亚子发言，谈及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他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劝止。他说：“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27＇罗迈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柳亚子一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有他对自己显然过于自负的定位：“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28＇他认为，自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29＇他之所以请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正是一种牢骚，是对当时自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受排挤的不满。
4月7日宋云彬日记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30＇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致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31＇
“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
但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因此而结束，4月11日，他写给尹瘦石的信中说：“关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概在五月底召开，我本来也是一个筹备委员，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现在，遵照医生的嘱咐，已请假一个月，不再去开会了。”＇32＇ 4月27日，他搬到颐和园的第三天，路过乐善堂，看门的不让他进去，“一怒冲锋”，看门者也无可奈何，他不无得意地记入当天的日记中。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畅游颐和园各处景致，乘画舫渡昆明湖回到住处，收到毛泽东送来“牢骚太盛防肠断”一诗，心情激动，连写两诗《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分别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与“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等句子。但从他5月1日写在庆祝“五一”诗前面的一句话来看，他的“牢骚”并没有得到缓解。“余寂居颐和园，与外界潮流渺不相涉，思之惘然，诗以自讼云尔。”＇33＇分明有一种被冷落、被闲置的抱怨。这天下午他正在午睡，“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是“谈诗甚畅”，然后到昆明湖上泛舟。“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也。……润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34＇很显然，他在兴奋的同时也担心领袖开的是“空头支票”。毛走后，他即写下《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第九次用同一韵律，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惜，金粉楼台胜渡江”。
5月5日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也是马克思的诞辰日，当年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中有“中山卡尔双源合”之句。上午，毛派秘书田家英来接他到碧云寺，他称自己是“孙先生之信徒，又为毛主席之挚友，今日之游，悲喜交集”，接连写了四首诗。然后，“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35＇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面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36＇当夜，他仍兴奋不已，虽“倦极不堪”，还写信数封，到半夜才睡。
５月21日，毛泽东复信柳亚子称“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对他提出成立国史馆与在故乡江苏担任职务泼了冷水，（“（国史馆）弟个人亦不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吃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并劝慰他：“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37＇原因是他进北京不久，就有人妄加评议他的诗作，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处于极度冗奋之中，到处给人送诗，确实是泥沙与金子俱下。他曾为此写信给毛，“醉尉夜行”一语即出自《感事呈毛主席》初稿中的“醉尉夜行呵李广”一句。得到领袖的宽慰，无疑消解了他的部分不满。难怪6月14日，柳亚子给儿子的信里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38＇6月17日，毛泽东还派田家英及警卫员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亚子的牢骚一直没有停止，心情时好时坏，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40＇６月５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拜访宋云彬，叶圣陶、傅彬然等也在这里，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宋、傅是成员，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他到了办公室，看见桌上的墨水瓶，随手拿起掷了过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向柳亚子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宋云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说柳亚子夫妇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回来后与叶圣陶、金灿然说这个事，叶以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1＇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但从性格上说，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气质，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早在1946年写的那篇《柳亚子》文中，宋云彬就说过，在桂林时期，“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有人以为柳先生脾气坏，我却觉得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爱处。”＇42＇正因为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负才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43＇5月21日，“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记中都称毛泽东为“老毛”，称毛为“润之”、“润”更是寻常，因为他自认为和毛是“挚友”，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对领袖的不敬。在其身后遗留下的两抽屉印石图章中，还有“兄事斯大林……”、“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这样的狂放不羁的印章。
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个诗人，是个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从来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岁高龄的陈叔通为他的《光明集》写的序言中说：“亚子柳君，当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时有南社，革命诗人所荟萃，君独出冠时。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不折不挠，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45＇作为南社盟主，他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曾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他也写下了“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等诗句，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组织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筹办文研会大概就是他作为“诗坛领袖”的最后活动。
4月2日，他与马叙伦谈论“南社临时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看场地。“估计明日将举行南社暨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在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他任主席，从两点半开始，到六点才散，到会的宾主共有80多人，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来宾资格讲话，欧阳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纷纷发言，最后由柳致谢辞。＇47＇叶圣陶伉俪和宋云彬等也应邀而往，风云际会，“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柳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宋日记中说“今日亚老乐矣”。＇48＇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五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宋云彬好言相劝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