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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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5＇
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江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36＇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37＇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
类似的记载在竺可桢的日记中一直持续到5月3日杭州解放。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会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38＇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39＇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40＇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41＇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42＇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43＇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44＇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45＇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
6月10日，竺可桢收到杭州来信，得知浙江军管会于6日起派军事代表二人，并派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诉他，大多数教员热切盼望他回校。当时盛传浙大法学院将与上海各校法学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权进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辞了校长，自不便专门进言，“但如其咨询，自当尽忠以告”。＇46＇7月5日，他听说“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与浙大同人商量挽留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47＇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贝时璋等参加，与会者纷纷发言请竺可桢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48＇裘克安甚至提议发起请他回校的签名运动。9月6日，蔡邦华告诉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感叹“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9＇
三件事上看心态
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二十五、阴历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50＇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51＇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52＇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地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53＇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54＇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4月24日，更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55＇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二十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56＇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57＇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58＇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a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