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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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9＇＇60＇＇62＇＇63＇＇65＇＇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7＇＇88＇＇89＇＇90＇＇91＇＇92＇《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01、1244、1245、1246、1246—1247、1252、1253、1253、1256、1229、1253、1238、1219—1221、1225、1260、1268、1248、1249、1254、1264、1234、1217—1218、1285、1203、1204、1205、1211、1212、1224、1225、1209、1210、1215、1216、1229、1306、1257、1266、1268、1272、1284、1222、1203、1207、1216、1203、1218、1235、1230、1235—1236、1252—1253、1228、1232—1233、1260、1255—1256、1256、1257、1261、1260、1263、1264、1266、1270、1272、1275、1278、1279、1287、1262、1256、1259、1260、1292、1293—1294、1294、1295、1296、1303页。
＇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45＇＇51＇＇61＇《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16＇＇17＇＇19＇＇66＇《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52＇＇64＇《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55＇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86＇《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复电。）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 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他所认为的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节节胜利所怀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其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包括“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他所谓的“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22＇宣言的反共亲蒋立场是很鲜明的。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所以民主、自由的价值都是包裹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铁幕”的外衣下，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所以，4月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写信给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宗旨》写了几次，都写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满意。千万请你们与书琴、佛泉、子水诸君仔细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写过。
请注意这不过是拟稿之一种。
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
若发表《宗旨》定稿，请不要具名。＇23＇不过，雷震他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当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不仅把胡适写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印在扉页上，而且以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以后在纪念《自由中国》三周年时，胡适讲过这样一番话：……大陆危急的时候……许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
（那时）自由中国还有半个大陆。……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这几条“宗旨”寄给雷震、杭立武。“希望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稿子修改扩充。可是他们很客气，没有修改，就将我在船上匆匆写成的文字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这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这几条宗旨不但刊载于《自由中国》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载，作为提醒我们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现在，我仍感到惭愧。”＇24＇对于以他的姓名为“发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兴”，认为“这是作伪”，不是一个“好榜样”。＇25＇《自由中国》创办时，杭立武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所以这个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创办人也多为国民党中人。“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26＇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4月14日夜，在写完《自由中国》的宗旨后，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地指摘一些人‘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一些人’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胡适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陈独秀在病中写给西流的那封长达五千多字的长信，“陆续写了二十余日才写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讨论“民主政治”的。胡适说“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27＇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然而当后来雷震一再吁请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时，他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不同意。当年12月8日雷震听到胡适要组织“自由党”的传闻，曾给胡适写信。
很凑巧的事，蒋廷黻先生对外发表谓 先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草案已由纪五弟寄来雪艇先生处见到），《自由中国》刊物适逢其时出版，《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间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
